介绍:
国会的质询
无巧不成书，五角大楼召开这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当天（12月1日），碰巧也是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为支持战争而追加拨款170亿美元的日子——这是朝鲜战争前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4倍。为了获得支持，他邀请国会领袖前来白宫，向他们通报战事和整个国际形势。
国会议员们对所听到的情况并不满意。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问道，“中共在‘满洲’一直部署了大量的部队，这是人所皆知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布雷德利将军回答说。
“麦克阿瑟的总部就没有一个情报部门吗？”麦科马克挖苦地问道。
中央情报局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到了苏联方面出现的不祥之兆。“在过去的10天里，欧洲的苏联控制区非常安静，而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史密斯说。俄国人刚刚结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演习”，有50万军队参加，并集中演练空运作战和强渡江河。苏联武装力量的60%至70%估计部署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虎视眈眈地面对西欧。
参议员肯尼思·惠里想知道史密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数字的。史密斯说，军队的数字来自“武官、叛逃者、逃兵和‘其他方式’”。惠里问中央情报局是否使用了“所有来源”。
“我们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史密斯回答说。（这句话博得一阵笑声。）
史密斯随后谈起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游击队。他说，他们的装备“极为落后”，但“正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
参议员惠里问正在向游击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史密斯不肯具体回答，但他确实说了，“正在以金钱、建议和‘目标’的形式提供援助”。
杜鲁门接着谈到了这次会见的目的。由于中国人的进攻，他将向国会“提出意义重大的”170亿美元追加拨款的要求。他请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这场危机把军事采购的速度加快了大约18个月。“我们力图在1952年中期得到我们原来打算在1953年中期得到的东西。”总统说。
会见结束时，杜鲁门敦促国会议员们记住，他们听到的是“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要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你们的妻子。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东西，如果我不催促这些人告诉我，我也不能听到。”
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感到很抱歉，他听到了这一切。他认为自己睡觉不讲梦话，并且希望今天夜里不会讲。
美国在乞求和平吗？
不管是从华盛顿、东京，还是从千变万化的朝鲜战场来看，星期六，即12月2日，都可被列为开战以来令人沮丧的日子之一。在上午早些时候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艾奇逊要部下们开始考虑如何跟苏联人或中国人，或者两者同时接触，谈一项停火协议。会上还继续议论了联合国的一项决议，但是艾奇逊明确地说，压倒一切的因素是五角大楼对战局“极为悲观的”看法。
在上午10时左右传阅的一份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政权完全不可能在没有得到苏联有效支持的具体保证下甘冒这一风险。”中央情报局预言：“一旦美国对中国领土采取大规模行动，苏联人将根据中苏条约公开地从军事上支持中国。”苏联“准备接受（也可能是希望促成）美国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全然不顾其引发全球战争的风险”。然而，苏联人自己是否为全球战争做好了准备，中央情报局说，这个问题它也回答不了。
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讨论继续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时，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已准备好去白宫向杜鲁门报告。
布雷德利直言不讳，在48小时至72小时的时间里，军事形势将出现“崩溃的局面”；从后勤方面看，第10军可以在5天之内撤退完毕，但他对“撤退的方式”没有把握，“除非停火得到保证”；第7步兵师“可能会得救”，位于港口附近的第3师“能够撤出来”；但“我们不能只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而丢下韩国首都师和其他师不管”。
马歇尔说，如果中国人发动空中攻击，甚至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也可能会困难重重。马歇尔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
杜鲁门问起了麦克阿瑟多次提出的越过边界作战的要求。艾奇逊说，任何此类决定都应“完全取决于它是损害还是有助于我们的部队”。他认为：“我们需要在军事上做出极为准确的判断，即如果破坏中国人的机场，是否会引来俄国人。”这一决定不应由麦克阿瑟做出，而应由国防部长马歇尔在柯林斯将军的协助下做出,后者正在前往东京和朝鲜的途中。
然后，艾奇逊试图提出撤换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司令职务，他是以间接方式提出这个建议的。艾奇逊提议，在这次危机期间，柯林斯应“待在东京”。国务卿完全明白，陆军参谋长在那里将使麦克阿瑟处于从属的位置。（“我已经对麦克阿瑟的判断完全丧失信心。”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没有任何人支持艾奇逊，他的建议在无人附和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这样，讨论又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上。杜鲁门认为，这种行动充其量是一种“缓兵之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作为一项和解方案的报偿”将会提出的要价。艾奇逊认为：“他们至少会要求我们回到三八线以南。”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会“只要求这么一点东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的要求会逐步加码：美国离开朝鲜；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美国放弃台湾；甚至让中国人参加对日和谈，其最终目的是把美国排挤出日本。
没有人愿意承担向中国人提出停火的责任。马歇尔指出，现在离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的预定晤面时间还有三天时间，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将达到高峰。在“采取任何明确的步骤”之前，应该与英国人磋商。马歇尔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美国表面上挽回一点面子：“最好是让艾德礼先生提出一项和解建议，而不是由我们承担提出建议的负担。”
讨论又转向了国内方面的问题。艾奇逊希望“尽快加强”武装力量，由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确立对物价、工资和生产的控制。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接着，他要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第二天上午会见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之后立即向他报告。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现在是一场挽回面子的行动。
中国在联合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抵达了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然而西方与他们打交道的尝试全都徒劳无功。艾奇逊在一份给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情况通电中说，中国人的态度“毫无妥协与和解之意”。甚至与北京友好的使团同他们交谈的尝试“也被拒绝”，中国人“除了与苏联代表团有联系外，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断绝了来往”。国务院希望对友好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根据被苏联人否决的安理会决议的精神，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的决议。
情况表明，中国代表在未得到北京的具体指示以前不会采取行动。12月1日深夜，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终于会见了中国的伍修权将军（劳把他称为“头脑冷静的士兵”）。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冠华的职位稍低的“顾问”，他在中国外交部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际新闻司司长。劳认为乔是中国代表团的“智囊”。是的，中国人可能会与印度人吃饭，但在48小时之内还不会。［美国代表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认为，劳在“奉行（一条）软弱的绥靖路线”。］
格罗斯在当晚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劳。劳把他拉到一边说，中国人已做好准备与美方会谈，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格罗斯向国务院建议说：“由于劳常常行为冲动，我认为应该有所警惕。”他认为，劳的某些热情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但他希望避免“陷入圈套”，那可能“在联合国成员中”造成“虚假的希望”。格罗斯因此开始教训劳，苏联人在谈判中常常以“装出希望‘讨论’的宣传伎俩”来转移自由世界的注意力，他告诫劳不要“陷入这种为人熟知的圈套之中”。尽管美国“不急于”与伍将军“会谈”，“但如果伍将军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洗耳恭听”。
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个信息：美国尽管谨慎小心、疑虑重重，但是已经准备好接收中国人想要发出的关于结束战争的任何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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