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黎明前的牺牲
1946年夏天，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成为永别。“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依然担心我，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这里的钱到那边也不能用了，母亲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
从1946年到1949年8月，朱晓枫和母亲完全失去了联系。她在解放区过着明朗而快乐的日子。“先上建设大学，仅有的两所对上海开放的解放区的大学之一，1947年山东的华东医科大学来招生，17岁的我就去学了医。”朱晓枫从此穿上了军装。“之前是不发衣服的，我还穿着旗袍。当时是野战军医学院，跟着陈毅的华东第二野战军走，不过我们只学习，不上战场，只是不断行军，路上有老师教英文，我们到哪儿都要背单词的。”在军医学院，朱晓枫重新入党。“不过学校说只要以后有建大来人证明，我还可以算之前的。”她说。
山东战场此时已经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邱清泉、黄伯韬、张灵甫这些人的军队就和我们转来转去，到了1947年底，国民党改成外线出击了，我们就过了黄河。当时党内搞三查三整，查身份、查间谍、查历史，我一直是以地下党的身份算老革命，这些从来没涉及过我。不过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就知道母亲的工作性质不一般。台少团是靠国民党养着的，资金来源是国民党。但是我们的老师却是共产党员，我自己又是母亲特别叮嘱李友邦照顾的，自然和共产党员非常亲近，我入党是1944年，比母亲还要早，就是在台少团被地下党老师发展的。”
香港合众公司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朱枫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那里工作，月薪400元。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她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随中宣部的南下工作组，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并且此时才被直接批准为党员。上海的一家人团聚，只等朱枫归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情感细腻真挚：“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1949年2月朱枫还没有和陈宜的妹妹陈莲芳联系上，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母女只在1938年的逃亡途中相遇过一次，朱枫并不知道王昌诚和陈莲芳夫妻已经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是万景光的选择，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相遇。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但随着时局变化，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
新知书店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说她奉命将去台湾。不过她依然忙碌而快乐，给朱晓光的信中说：“你会跳舞吗？我真想学习呢？”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1949年10月7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自称“兄”：“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此后她的信都短暂而热烈，在一张身着旗袍、微笑着坐在阳台上的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朱枫乘坐的是常年往返于香港和上海的英国轮船，香港的朋友来送行，都以为她要返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回忆她“微笑着，有点激动”，直到香港报纸刊载她牺牲的消息。船停靠在基隆，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少年就来到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蔡孝乾则因为和妻妹住在一起，成为一连串被捕人员提供的线索，他本人在国民党的秘密清查中很快受到注意。
自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吴石被杀害后，妻子王碧奎和台湾的一双儿女将他安葬，等稍宽松时辗转美国，最终通过亲属关系将遗骨送回到北京，与1993年去世的王碧奎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出于热心，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去台湾之前他将一儿一女留在了大陆。1973年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将吴石将军追认烈士，是周总理临终前“对不起”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从未用过的名字“威凤”。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