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第一步
戴笠的第一个秘密通讯服务培训班于1930年组建于杭州警察学校。其培训程序参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册，但其技术手段则来自于那些从上海情报组织招募来的人员的经验，反映了美国的电子技术和设备。杭州的无线电训练班在开始时并没有无线电设备，它的二三十个学员来自警察学校的第二届正规毕业生。这些警校生完成学业时，显然对无线电通讯这行并不感兴趣，于是培训机构又在上海设立了招生办公室，招来的人员在那里接受初级无线电培训，然后再从中选拔一些人去杭州警察学校无线电通讯处报到。
第二至第五届的学员大都是从上海三级无线电学校招到杭州来搞特工的。第六届培训的是国民党政府航委会防空情报台的通讯员。第七到第十届的学员也来自于上海杨永奎的三级无线电学校及北京刘醒悟手下的天行无线电学校。
杭州的培训机构仅是戴笠发展其高效的情报通讯网络的第一步。他远远落后于自己在政界的对手陈立夫。陈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处，即中央统计局，并正在中国的各大主要城市建立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直到1932年以前，戴笠自己的特工部一直要依赖中统秘密电台网络来发送情报。当然，它们和陈立夫的报告相比，只能屈居次要地位。
顾顺章的变节，结束了中统对短波电台的垄断1931年春，顾透露，陈立夫的反间谍机构被共产党渗透了，这个情报界的灾难导致了蒋介石授命宋子文的外甥温毓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组建一个秘密小组，作为力行社特务处的一个部分来破译敌人的密码。温的密码分析组“侦收演译系统”的活动得通过“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来与其他间谍机构协作。
由于自己手下的人要在温毓庆那里受训，又因为军统的电台通讯取决于中统的监视设备，戴笠变得越来越恼火。因此，他在1933年宣布，在上海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学校，由胡宗南力荐的魏大铭主持。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魏大铭
魏大铭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员的“报务员领班”。他受权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
魏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并当了特务处通讯科的头头。他看到自己的搭档主要是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的技术方面。一线人员的功能在于，他们渗透到内部物色情报人员，通过关系搞情报，并警惕各种现象和信号，而密码培训组则强调了独立执行任务的重要性，那些任务基本属于技术性质。
魏也负责收集和发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5瓦的地面发报机和15瓦的电台对秘密情报人员来说，携带起来太重，不方便。1933年晚春，魏大铭的培训组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收发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不超过冰棍那么大。这个小型的电台效果很好，戴笠决定在庐山把魏大铭引见给蒋介石，向蒋示范这套设备，并要求对他的通讯助手的发明授予军奖。对蒋的示范非常成功：这个小型电台可以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规的15瓦的电台却无法穿越接收。蒋介石同意制造这种设备，并授权戴笠让魏大铭在南京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立特务处通讯总台。
作为戴笠特工通讯的头目，魏大铭（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个情妇）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他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魏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来镇压该省的反叛；最终也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赖英美“盟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援助。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很快看出这对自己的统治有着多么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蒋把秘密电台的侦收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个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蒋本人。宋子文后来回忆：由于引进了电台侦收业务而使蒋在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和陈铭枢上占了上风。他向罗斯福总统夸耀说：“我因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侦收业务，使蒋介石了解了敌人的动向，而为他打赢了两场内战。”
蒋对通讯情报的独占刺激了他在军队和秘密特工部门的头子们竞争的本能。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温毓庆要一份每日破译报告，但蒋不同意透露这些报告，于是这间接地促使了何将军组建由王敬碌（音）领导的情报收发处，收集和破译日本外交部的通讯。
这使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直接与蒋手下由温毓庆领导的部门发生了竞争。温被任命为交通部下属的通讯处负责人，并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设立一个专门监视和侦破秘密发报的办公室，即“密电监译所”，仅向蒋一人汇报。在四到五个月里，这个办公室侦破了日本外交部的电码；1937年日本与中国开战时，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十几个侦收日本外交通讯的秘密电台。总而言之，温毓庆的密电监译所总是占据上风。尽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生（国际研究院）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当在国外寻找科学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青年时代的雅德类
赫博特·雅德类于1934年发表了回忆录《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叙述了
他作为一个美国密码员破译日本最机密的电码的经历。《黑室》很快被电码分析家首领伊藤利三郎（Ito Risaburo）翻译出来，并在日本出版，成为畅销书。与此同时，中国驻华盛顿的副武官、戴笠的特务肖勃少校让人把《黑室》翻译成中文本寄送给魏大铭。魏转而让戴笠注意起雅德类这个美国人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情况。
雅德类于1889年出生于印地安纳州的沃廷顿，他是个铁路电报员的儿子。在中学里，他是班长、校报编辑、橄榄球队的队长。他23岁时到华盛顿，在国务院当电码员。1916年5月，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能够破译上校郝斯发给总统威尔逊的一份密电。他还意识到，那些密电都是通过穿越英格兰的电缆发送的，并且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监视。由于这会使美国所有的电文都遭到英国侦收，他便把此事报告了上司，并提出了弥补美国弱点的方法。于是，他立即被战争部视为能力超群的电报员而出人头地。1917年6月29日，作为一名少尉，他被提拔领导军事情报第八处（MI8），主管战时所有的密码和译码工作。
雅德类拼命工作，编制出一种新的密码，为美国在世界各国的武官和情报人员的通讯安全提供了保障。他还建立一种特殊的译码系统，以此破译出10735件外国政府发送的电文。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署时，雅德类在巴黎的克里庸旅馆里主管一个密码局，替美国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使团编制所有通讯密码，同时窃收其他各国使团发送的报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1912年的电台广播法再次生效。该法规定，政府确保收发电文的无线电台只向他们自己的接收者本人透露电文内容，以保证通信秘密。但因为雅德类最终从事的是侦收外国有线电报通讯，而非他们的无线电台信息，所以并不违法。总之，雅德类在1919年回到美国之后，马波罗·丘吉尔（美国军事情报主任）建议把MI8转换成一个由战争部和国务院联合资助的局。总参谋长培腾·马其将军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尽管有电台通讯法，一个密码编制公司，即所谓的商业电码企业，在赫博特·雅德类的领导下，于纽约东38街3号一幢红砖楼里正式开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室”。
开始时，西联电报局拒绝向政府提供它收发的电报。不管怎么样，电台通讯法毕竟规定了这么做的雇员会受到惩罚。丘吉尔将军说服了西联的局长纽克·卡尔通，使他为爱国而不顾法律。从此之后，每天早上政府的信使会来收集电报，把它们送到军事情报处，并在当天西联关门前送回来。邮寄的电报也以同样的方式与西联达成了协议。而且，W·E·罗思威特和罗伯特·W·格莱特还以丘吉尔将军的名义，说服了负责北美和南美之间通讯的全美电报公司也照此办理。到了1920年底，黑室已经完全能够依赖美国电报业的非法合作了。
到了那时，在才华横溢的同事佛里德里克·利威森的帮助下，赫博特·雅德类已经破译了日本外交部的密码。这一秘密成果后来在1921年11月14日开幕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思·赫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德类的密码侦译人员从7月起便跟踪日本对该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开办了每天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信使业务。会议的关键是各强权所能拥有的战舰吨位量。赫斯暗中愿意接受与英国对等的数量，但希望与日本是10∶6的比例，而日本只同意10∶7。11月28日那天，黑室破译了一份外务省给日本代表团的电报，该电文说10∶6作为退路也还可以接受。美国了解到了日本人手里的牌，便强硬起来。12月10日，日本终于答应了10∶6的比例而谈判告终。雅德类的密码破译对赢得这场交涉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雅德类硕果累累，但黑室的存在还是不堪一击。它部分取决于国务院对它的秘密补助。1929年国务卿史迪森决定，“君子”不宜阅读他人的邮件，于是密码机构关闭了，正值40岁生日的雅德类失了业。实际上，雅德类出版那本引起肖勃少校注意的畅销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挣钱养活家庭，并满足曾与他一起在黑室工作的情人艾德娜·冉瑟娅的需要。
雅德类提出，在中国工作的年薪是一万美元。肖勃少校答应了，但不同意他携艾德娜·冉瑟娅同往。雅德类对能去中国工作实在感到兴奋，便接受了肖勃的条件，于1938年9月出发去远东。他以一个皮货出口商的身分，用赫博特·奥斯本的名字旅行。
雅德类于1938年11月到达香港，由于汉口即将沦陷为日本占领区，当天去往汉口的航班中断了。戴笠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一个姓凌的先生从电台里收到他上司（雅德类私下里管戴笠叫“砍手”）的新指示，于是三小时之后，他们就坐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海丰。然后又与另一个秘密情报人员接头，由他一路行贿通过海关。雅德类和凌等了三天，又坐上了每周只有两趟的窄轨火车去昆明。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雅德类在重庆
从昆明通往重庆的班机一般要提前一个月预定，戴笠的特工人员为这两人在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高辛烷燃料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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