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李奇微确定战线
至2月底，李奇微将军的新攻势已经拉直了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的战线。自从中国人参战以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据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线，用军事史家詹姆斯·施纳贝尔的话来说：“没有空子，没有弱点，没有敌方的突出部威胁着把战线撕成两半。”在东部，韩国部队已越过三八线好几英里，深挖防御工事，并得到海军炮火和舰载飞机的掩护。美军和韩国部队第三次从中国人手中夺回汉城（韩国首都已是断壁残垣，空无人迹，夺回该城只有象征意义）。尽管麦克阿瑟不时地吹毛求疵，但他还是欢欣鼓舞地在3月1日致电华盛顿说，他“对于前线的局势完全满意。敌军已因为战线上出现的显著战术转变而备尝苦头，他们的损失堪属现代战争中最惨重之列”。麦克阿瑟因其部队的北进成功而兴高采烈，他说道：“敌人现在知道了，在远离其基地350英里之外作战，同在他们背后拥有‘庇护所’且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实际上鞭长莫及的地方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这份电报是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送的最后一次乐观的报告。事实上，这份电报如此乐观，而且一反麦克阿瑟恶言恶语之常态，以致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怀疑麦克阿瑟不知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外交新倡议
正如马修·李奇微重建第8集团军一样，迪安·艾奇逊重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外交主动地位。艾奇逊虽然未能启动谈判，但是他的确设法把中国人弄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联合国内除了人所皆知的苏联集团的国家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使艾奇逊在策略上感到高兴的是，中国人发动了新年前夕的攻势，此时即1950年12月末，联合国仍在试图领会中国人为何拒绝联合国停火委员会的倡议。在艾奇逊看来，中国人的拒绝及其新攻势证明了中国人打算实现其“老调重弹的威胁”，即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如果联合国无视这种企图，那将是“不可理解的”，这就表明“‘如此大规模的’侵略行径可以得逞而不受惩罚”。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并寻求他国支持。
使艾奇逊大为恼火的是，停火委员会并不把中国人拒绝停火当作最后表态来接受，而且在1951年1月11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事先只是提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该方案旨在满足北京提出的某些要求，它包括五个部分：（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3）分阶段撤出外国部队，并就政府问题，为朝鲜人民“做出适当安排”；（4）为朝鲜的统一和治理做出安排；（5）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措施的头四项倒无碍大局，然而第五项却表示美国愿意拱手交出台湾，并接受北京进入联合国，这一项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艾奇逊称之为“暗藏杀机的抉择”。支持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要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它又会使美国失去在联合国得到的多数支持。但是，在艾奇逊看来，在朝鲜遭受侵略的问题上，任何对中国人的让步方案都是对基本正义和法理的亵渎。然而，正如外交政策史家理查德·斯特宾斯写道，该提议“对某些人士仍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人认为北京在过去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必须得到安抚，因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此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赞同停火委员会的提议，他不无傲慢地宣称说：“我们应当以共同人性的名义，做出极大的努力使我们相互之间披肝沥胆、以诚相见。”
艾德礼既已宣布在先，他将赞成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席位，那么美国在停战之后的会议上就要被3∶1的优势所压倒。因此，艾奇逊用他那律师的脑袋把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估量着中国人和苏联人可能做些什么。他断定中国人希望从一项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东西，而会拒绝上述提议。他同杜鲁门进行了商谈，杜鲁门同意美国接受这一计划并等待时机。这样，当这项计划正式提出之时，沃伦·奥斯汀大使说，美国将投赞成票。
“惊人的姑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叫喊道，甚至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忠实的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也对国务院大加埋怨。“且慢！”艾奇逊劝告说（不过当国会里“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他也有点担心）。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计划，并把此事传达给了北京。
正如艾奇逊所料，北京的答复证实了他的战略的正确性。一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提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反复强调他们早先的要求，即优先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以此作为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
艾奇逊的计谋大告成功，他把中国人的答复称作是“蔑视全世界和平要求”的又一证据。联合国已经竭尽所能来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共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
2月1日，联合国大会不顾英国和印度的反对，以44票赞成对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缅甸、印度和苏联集团的5个国家反对这一决议，瑞典、南斯拉夫以及7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弃权），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决议呼吁北京“使其部队和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并撤出朝鲜”。决议重申了联合国决心“继续其在朝鲜的行动以对抗侵略”，并呼吁成员国为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决议最后还成立了两个特别机构：一个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对付这一侵略”；一个三人小组，“以促成停止敌对行动”，实际上这是一个停火委员会。
艾奇逊对于联合国的巧妙操纵在外交上大奏奇效。一些中立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遭到了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对，现在是中国人打出了无法无天的旗帜。反对和平的是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对中国人来说，反对停火造成了可怕的人命灾难。由于他们自视过高，显然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将支持他们的要求，于是中国人拒绝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其条件远比他们在两年半之后所接受的更为优越。
三八线再成问题
李奇微的攻势又引发了从1950年12月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一直争而不决的问题：联合国军是否应当再次抵进至三八线？他们应当如何行事？严格来说，麦克阿瑟仍在根据联合国介入战争时所下达的命令行事，即击退侵略者并在该地区重建和平与安全。如前所述，联合国的命令还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这一长远目标。在中国的“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接受了新的战术任务，但是联合国的这些命令仍然有效。麦克阿瑟的战术任务就是要把部队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在朝鲜，而又不危及他的部队和日本的防务。
由于同样的原因，麦克阿瑟仍拥有越过三八线的权力，这是根据华盛顿于1950年9月27日向他下达，并于10月7日由联大确认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艾奇逊认为任何关于向三八线以北行动的决定，都须与盟国政府进行讨论。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颇为奇特的小步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愿在其中提出明确步骤。艾奇逊说：“的确，双方都如此坚持要由对方来拿主意，由此引出了一些尖刻的言辞，认为双方都是在逃避责任。”在艾奇逊看来，重新进入北朝鲜将会“在自由世界中造成严重危机，并导致某些盟国（很显然是英国人）退出战争”。艾奇逊承认必须夺回整个南朝鲜，以使敌方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艾奇逊也并不禁止越过三八线进行小规模地面行动，以干扰对方的进攻准备。在边界上停止战争可以使谈判易于进行，艾奇逊并不认为北朝鲜人会赞成停战，此时停战会在他们的领土上给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如果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三八线上稳定住一条战线，而不是北进延长供给线，在北方的海空军行动仍将继续。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满怀信心地）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无论如何，做出一项政策声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艾夫里尔·哈里曼所认为的，有必要“稳住”杜鲁门对三八线问题的看法。
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只要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保持不变，那么其军事力量就不应当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越过三八线。这一禁令将使中国人得以集结大批部队准备战斗而不受惩罚。不准越界的规定只是单向的，中国人仍可以为所欲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很难维持攻势，甚至很难保持有力的防御。
但是参谋长们认为，要提议麦克阿瑟抵达三八线后应当如何行事，还为时过早。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之前做出的任何决定“在军事上都欠成熟”。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同盟国进行的讨论会泄漏给敌人（这是事出有因的。除去苏联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外，英国工党政府中对联合国事业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是由国务院来详细说明达到美国政治目标的方针。
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使艾奇逊认识到，国务院关于反对越过三八线的建议还是不要送呈杜鲁门。马歇尔同意了，他还希望尽量不要同其他国家政府就此进行讨论。
麦克阿瑟对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激烈辩论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他试图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迫使政府做出一项决定。1951年3月2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了一份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2月后两周他的行动的半月汇报。这是一种通常谈论军事局势的例行公文。其中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被国务院认为是一枚政治炸弹：
既然杜鲁门总统已指出，越过三八线之事是一个军事问题，应根据我作为战区司令官的最佳判断来加以解决，然而我想澄清一点：如在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之时，具有说服力的反对越界的政治理由当时已经提出，并可能要合理地限制越界行动的话，我将不会武断地行使这一权力。
这一番话乍看起来像是要放弃任何越过三八线的意图，但国务院官员们立刻看出了其中的伏笔。他们认为向联合国的盟国强调这一问题并无益处，他们要求麦克阿瑟删去这句话。他删去了。
但是，几天之内的战场局势使三八线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3月7日，李奇微将军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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