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中央情报局羽翼已丰
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视大员向北京报告说，中国的赴朝军队饥寒交迫，病痛缠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挣扎度日，每日只靠几个冻土豆得以生存。“当战士们在雪地里露营时，他们的手脚和袜子都冻成了冰坨子，他们拧不开手榴弹盖，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击炮弹和炮筒上。……”由于没有避寒之处，中国人疾病丛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数千人失去战斗力。
虽然中国人在1950年12月的胜利之后已放慢了战斗节奏，但是马修·李奇微将军知道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中国人在他们前两次攻势之后，被迫暂停几个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补充给养，这些给养是由人力通过雪积冰封的北朝鲜山峰背驮而来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试图使他的士兵们重新恢复战斗能力（两个陆军师已在12月几乎被彻底摧毁），并希望能够击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敌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队即将从一些不可思议的来源得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一位美籍丹麦间谍大王、一支中国国民党人的海岸警卫队、印度政府内一个匿名的美国间谍。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报局驻东方各站站长收到了从华盛顿总部发来的一份急电。这份电报传达了从隐藏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印度政府中一个特务机构那里收到的“过硬”情报。印度政府虽然公开声称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时时给中国以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现在，尼赫鲁的支持又要变成物质上的支持了。据那名特务报告，中国人已包租了一条挪威货船并派往印度孟买，前去装载由印度政府提供的医疗供应品。装船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战医院设备，加之各种药品（据一名美国情报人员说，“足够给三八线以北的每名敌军士兵注射起码三针青霉素”）、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和用具。
华盛顿给各地特务机关的电报是直截了当的：“不惜任何代价”务使该船和所载货物不得到达敌方。电报没有细论这一货运的人道主义一面。一旦这些医疗供给到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那里，将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造成美国和韩国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
但是截击这艘轮船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外交问题。挪威虽然是联合国成员，然而它不顾美国和其他有部队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外交抗议，仍然允许它庞大的航运界继续和敌方进行贸易。美国曾经避免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这是因为怕冒犯英国人，他们同样在和中国继续进行贸易，以此保护它的直辖殖民地香港。
这样，就出了一个难题：美国如何才能阻止这次货运而又不掀起一场外交上的轩然大波，使已经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来电并未论及这一问题，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务执行任务，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费。不过该电报的确含有一项明白无误而又未加声言的警告：勿使美国政府为难。
这样，就开始了“TP-披巾”行动，这是一次无视国际法、在公海上袭击别国船只且毫不掩饰的（成功的）海盗行为。中央情报局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脚交加。
命令最后来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汉斯·托夫特的办公室上。这位美籍丹麦人相貌堂堂，金发稀疏，说话略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在自成一体的情报界之外，实际上他鲜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纪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名声。而且，他在看到关于挪威船的电报之前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为什么他对于这一使命而言极为合适。
托夫特在亚洲的经历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19岁那年，丹麦的一家轮船公司“东亚公司”把这个丹麦船长的儿子送到北京去学习汉语，作为培养他海外经历的第一步。“东亚公司”好比是英国人在印度长期作为其殖民代理人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国从南到北的沿海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当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时，”托夫特叙述说，“你就知道这一去将是25年左右，而且头10年不准结婚。”托夫特在北京学了2年中文之后，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鲜北半部到处活动。他同住在这一地区、逃避共产主义革命的白俄贵族们关系甚密，而且逐步对这里的每一条铁路、公路的拐弯和路口几乎都了如指掌。（后来，托夫特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图上标出中国部队在他年轻时旅行过的那些铁道线上的运动情况，并为他的游击队精确地指示出桥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这些地方，交通运输特别容易受到破坏者炸弹的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夫特回到丹麦，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但是他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纳粹是不能从一个被占领国的内部来击败的。他使用假证件设法逃到了西班牙（胆战心惊地搭乘一架德国飞机），又从那里到了美国。他在纽约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负责英国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后来以“无畏勇士”而著称一时。托夫特竭诚服务，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里组织当地人士通过滇缅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国人提供物资。他组织起部族人的游击队，进行勇猛然而最终是徒劳无益的牵制日军行动。新加坡陷落后，托夫特回到美国，他放弃了印度陆军少校的军衔，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国陆军。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详情被报知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战时情报和间谍工作的机构，最终演化为中央情报局。托夫特开启了他在二战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卓著功绩。
在同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野比尔”·多诺万少将一起工作时，托夫特帮助策划了一项计划，迫使德国人将其战略部队从意大利战役中转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国人一直向在山区要塞进行抗击德国的麻雀战的南斯拉夫爱国者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供应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认为这种做法太慢、影响太有限了。根据他海上生涯的经验，他组织起一支由陈旧和废弃船只组成的近海船队，配备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条海上供给运输线，它从意大利的巴里港，横越亚得里亚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线外的维斯岛。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独具一格的小小海军包括了44条船只，其中有陈旧的纵帆船、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蒸汽货船。这些船只在夜里急匆匆地越过海面，每艘船上都装载着相当于英国一个月空投量的作战物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后来的南斯拉夫总统）十分感激地接到了这批武器，他的游击队钳制住了数以万计的德国部队。美国向托夫特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
大战结束后，托夫特被邀请留在美国情报界。战略情报局虽然在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就已告解散，但是情报界老手们都知道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取而代之。托夫特不愿意在一个准军事组织里度过一生，他拒绝了邀请，回到哥本哈根，担任一家美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经理。他仍然同丹麦情报局的头头保持着接触，偶尔也带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国。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国妇女结婚，并迁至爱荷华州梅森城去经营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机构，不为军界和国务院的官僚们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却雄心勃勃。1949年圣诞节，托夫特访问了华盛顿，他的两位战时老友——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亦即秘密行动）的副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远东行动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贤若渴，急切地邀请他加盟中情局。在萨尔格雷弗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加入中央情报局。他在爱荷华过着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主教派教会、一位童子军地方长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为和平时期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但他同意和弗兰克·威斯纳进行晤谈，此人也是他战时的一名同事，现在在中央情报局搞秘密工作。谈话的环境颇能体现中央情报局孤立无助的地位：这是邻近华盛顿倒影池的一群东倒西歪的木板“临时”建筑。
“我们肯定需要你。”威斯纳说。
托夫特再次拒绝。“但是，要是还有一场战争的话，你可以找我。”他说。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萨斯州赖利堡，作为陆军后备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为期两周的现役训练。星期天早晨他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想道：“战争来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赖利堡穿着军装！”第二天一早，威斯纳那边传来了期待之中的召唤。“这一紧急情况对你是否已经足够了？”威斯纳冷冰冰地问道。托夫特说道，“是的。”“你能马上来这儿吗？”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经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了。他意识到，由于他在东方的背景和他的语言能力（他能讲六种语言），派他去朝鲜是顺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纳安排了情况介绍会，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托夫特什么命令。“现在是无章可循，”他说，“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一场热战中行动。”
作为总的指导方针，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训令第五部分所阐明的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这一间谍机关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动、秘密心理战、秘密辅助军事行动、秘密破坏活动以及经济战，还有在敌军战线后方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躲避和逃遁计划，一旦共产党打到日本或朝鲜之后特务人员“潜伏后方”的组织活动，等等。
“总的说来，他们让我挑选一个地点，在东京以外建立起一个行动基地。这个基地要能接纳1 000人，有我们自己的通信设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是独立行事。”
托夫特给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电话，请她在他由东京首途飞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暂停留时前来同他相会。她给他带来了两箱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托夫特在接受朝鲜之行前，只在一件事上对中情局有所坚持。他多少听说了一些麦克阿瑟司令部里的工作方式和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极为苛刻的性格。威洛比是该战区情报处的人，托夫特必须同他紧密合作。因此托夫特拒绝继续用后备役中校的军衔，而要求以相当于少将的情报局官阶前往东京，以便与威洛比平起平坐。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中情局在麦克阿瑟辖区里立足未稳。只是到了当年5月，史迪威将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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