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托夫特抵达东京之后，发现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存在不过是“六个可怜的丧魂落魄之士”，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工作。这个在乔治斯·奥里尔领导下的小组，同托夫特所说的麦克阿瑟司令部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保持着颇为艰难的联系。在横滨港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中情局的工作还稍有一些实际内容。威廉·达根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分支机构的赞助下进行情报活动，这个机构的名称毫无意义，叫作“特别行动局”。托夫特开始着手组织他自己的秘密行动单位，叫作“政策协调局”。
然而，他首先必须让桀骜不驯的威洛比与他保持一致。托夫特自视甚高且锋芒毕露，他与威洛比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宿在东京闹市区最高级的帝国饭店套间里。威洛比怒气冲冲地说，不行，帝国饭店只能给将军、舰队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级军官们”安排。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军衔”，并且得到了套间。他还要求军方为他的汽车提供一面两颗星的旗。当没有现成旗子时，他自己订做了一面。
“我看准了，对付威洛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一切机会来踢他的屁股，让他晓得我和他一样强硬，甚至比他更硬。”托夫特叙述说。因此，当威洛比进行他的“每月威胁”，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撵出日本时，托夫特则正告威洛比：“闭嘴，你是为我工作。我是美国公民和纳税者，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语天赋却不相上下，这也使他们逐步缓解了彼此间的敌意，“尽管这一敌意并未完全中止”。托夫特说：“某一天我用俄语与他通电话，第二天我们就说中文，这就像是一种体育运动，他有时会大笑，但我对他直言不讳：‘我绝不与你说你那个混账的德语。’”他显然想起当年参加挪威地下组织的日子。
托夫特在东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托夫特由此受益匪浅。科尔韦尔·比尔斯早先在美国森林局和胡佛委员会（战后一个负责政府效能的机构）里供职。“比尔斯真是一个好官员，”托夫特说，“他使我免于去坐牢，因为他在政府里熟门熟路，而且知道怎样来对付文书工作和种种细节。我们组成了一个厉害的团队。”
托夫特和比尔斯的头一个星期用来开车在东京四周转悠，想找一个地方作为中情局在这里的新基地。“我们不都是在工作。我们带上午餐，还在帝国海滩游泳。”那天，他俩边吃午餐边在厚木空军基地走动，这里位于东京以南47英里，可以远眺壮丽的富士山。他俩来到一片约50顷的偏僻之处。“我一只手拿着啤酒，另一只手拿着鸡肉三明治，大叫道：‘这儿就是我们未来的基地。’”托夫特和比尔斯一边吃喝，一边用步子测量着将来哪些建筑物应当盖在哪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工程人员和一个建筑营就上马开工了。
下一步，托夫特需要招兵买马。他从军队里找人，这是能够提供现成人力的唯一地方。他意识到上层军官对中央情报局不怀好感，就在参谋部的二三流军官里物色人选。“我的责任之一是建立起一项遍布朝鲜的‘躲避和逃遁’行动，以援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因此很明显，这对于空军和海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飞行员能得到安全保障。这样我就得以说服这些军种，还有陆军，给我派人来。”
托夫特从海、陆、空军中各抽调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关在他东京的会议室里，命令他们制订一项“躲避和逃遁”计划：“如果一名飞行员在鸭绿江附近的‘米格飞机走廊’被击中，他在坠落前还有20分钟的飞行时间。倘若他知道必须朝哪个方向飞，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托夫特为“躲避和逃遁”计划定下了这些要求：
——将三八线以北、朝鲜东西海岸线以外的两个岛屿，作为被击落飞行人员“躲避和逃遁”的主要目的地，岛上配备中央情报局人员和通信联络人员。
——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地带”，到处分布着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作为向导，他们在内陆的固定阵地进行活动，这一点要作为飞行员们战前情况简报的一部分传达下去。
——在“米格飞机走廊”以南每隔20英里，沿东西海岸设立秘密特工与“躲避和逃遁”观察站，装备通信器材。
——两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当地“渔船队”，沿海岸巡逻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并采用真正的黑市交易的行动方式作为掩护。
——在飞行员出发执行任务之前，由中央情报局人员向他们介绍“躲避和逃遁”计划的技术细节，并在该计划执行之后，向被援救的飞行人员询问执行详情。
——提供价值70万美元的一盎司重的金条，带有老字号的“中国银行”的戳记。这样，每名飞行员可在其制服里携带3至4条这样的金条，付给当地朝鲜人以取得帮助。托夫特知道这些金条可以从台湾获得。
经过一些修改和讨论，空军和陆军接受了托夫特的计划。唯一的异议来自威洛比，他说，由于通货的限制，台湾的黄金不能带进日本。托夫特无心争辩，当晚他就飞往台湾，同流亡在那里的“中国银行”进行了一笔私下交易，并带着70万美元的金条回到了日本。在一个月之内，“躲避和逃遁”计划就部分地运转起来了。
下一步就是组建游击队，既是为了执行“躲避和逃遁”的任务，也是为了搞破坏和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讯问人员对釜山附近的难民营和战俘营里的朝鲜人进行了甄别，尤其关注北朝鲜难民和他们的离国动机，挑选出那些愿意把北朝鲜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参加游击队。托夫特意识到，动机这东西可能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这些难民都穷愁潦倒，无所事事。参加游击队使他们有机会找到出路，让他们一日有三餐，有事可干。他们可以为一个目的结成弟兄，而不是在难民营里游手好闲。”通过甄别，中央情报局发现了足够多的受过培训的无线电和电报操作人员，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朝鲜电报公司，可以组成游击队的通信组。
托夫特把朝鲜南端釜山湾中的一个小岛永岛接过来作为训练基地。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荷兰人”·克雷默中校为首的一支中央情报局小分队，在那里培训了将近1 200人的朝鲜游击队派往北方行动。一些有领导素质的人被挑选出来，转往离日本厚木10英里处的相模湾海滩上的茅崎基地去接受强化训练。
1950年整个秋季和1951年初几个月里，训练活动一直继续着，其间也有一些特工人员定期地被抽调派至北方执行“躲避与逃遁”任务。训练方式同托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月中教给另外一些亚洲人的基本游击课程一样：武器使用、小船偷渡登陆、破坏技术、秘密通信、情报刺探，以及敌后特工人员多年使用的其他职业技能。
中央情报局从海军借来了水下爆炸专家参与训练，执行真正的任务。小型登陆艇停在海上天水线以外的地方，渗透和破坏小组要给橡皮艇充气并划至海滩。“我希望让朝鲜人知道，我们美国人一手建立了这支游击队。这能使朝鲜人尊重我们，也能使美国军方尊重我们。”
托夫特的帝国飞速扩展。几年前，中央情报局接手了陈纳德将军二战期间的“飞虎队”，这是一支为蒋介石打共产党的美国雇佣军和正规军。中央情报局将其转移至台湾，并更名为“民航运输队”。现在，40架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和“民航运输队”符号的飞机又转移到日本和朝鲜供托夫特使用，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由中央情报局开工资。托夫特要了一架装备舒适的C-47（机号XT-854）作为私用飞机，往返于在日本的六个中情局训练站和朝鲜的其他几个站。他还接手了永岛上俯瞰釜山港的一所房子，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他用这个地方来逃避尘嚣和召开计划会议。“这是亚洲的最佳美景之一，到那儿去躲开东京的喧嚣，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快更好。”
托夫特受命负责朝鲜以外亚洲很大一片地带的秘密行动：远至贝加尔湖的东西伯利亚、整个蒙古和中国华北包括东北，还有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前者在苏联控制之下。一个特别微妙的目标是在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基地内使用了大量朝鲜人和中国人当临时工，这样，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渗入就相对容易一些。1950年底以后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至少有五六名间谍在那里工作，监视苏联海军的调动，并警惕俄国人干预战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该基地防卫森严，以致托夫特的间谍们不敢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依靠‘信鸽’——其他朝鲜间谍来往返传递信息。这是危险透顶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特工小组从空中和海上渗入了“满洲”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报局为基地的受过特种训练的小组进入了山东半岛和华北天津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许用“民航运输队”的飞机把谍报人员送进中国和苏联去执行任务。“我们不能用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的飞机飞临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依靠美国远东空军。”托夫特说。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十分感激中央情报局帮助援救他被击落的飞行人员，立即同意提供飞机和飞行员去执行这些敌后的危险使命。但是麦克阿瑟早就觉得托夫特的行动规模过大，过于独立，而且过于危险。1950年10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托夫特的“政策协调局”是“按有关的特别协议行事，但是它已经不时地违反了这些协议”。他报告了最近的一个事件：一名间谍从远东空军的一架飞机空投到苏联领土，此事表明“事态严重”。因此，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打算暂停这一项目。他已经“下令他辖下各部门在没有他特许的情况下，不得参与类似的项目”。
两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说：“华盛顿没有一位负责官员质疑（麦克阿瑟）在其战区或计划行动区域内关于中情局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报局业经批准的情报和秘密活动，以体现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托夫特的人马仅在厚木空军基地一处就超过了1 000人，他们住在基地内一个安全的大院里。“民航运输队”的飞机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独立于军方的机动性。“在日本或朝鲜，我们从来不接受军方的命令，”托夫特说，“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来就像是正式文件，没有它谁也不能随意行动。我们不理会禁止把当地人员送进或送出日本的禁令，无论是在战争地区还是在整个被占领的日本，我们把成千名游击队员和间谍送进送出我们的训练和集结营地。”
这些秘密活动并没有完全逃脱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为军方反情报部门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托夫特愤怒至极，他甚至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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