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尽管如此，共产党的整个态度却使华盛顿怀疑他们是否愿意认真谈判。7月12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介绍情况时说，很显然，“对方准备从某些……我们不打算予以关注的事情上攫取宣传资本”。共产党方面由于以“宣传广播进行谈判”，已经“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无法退却的固定立场上”。腊斯克认为，这表明“他们进入会谈时毫无谈判的概念”。美国的情报表明，“敌军在前线不断地大量集结”。
使乔伊懊恼的是，解决了记者前往开城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情况很快表明，共产党方面要寻求一个结果是“有利于他们基本目标的”议程，而美国人则把议程看作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议题清单。乔伊做了一个比方，他说美国人在开会安排一场棒球比赛时可能要采取以下的程序：（1）将要进行的比赛的地点；（2）比赛开始的时间；（3）挑选裁判员。共产党提出的议程就会是：（1）必须同意把比赛安排在上海；（2）时间是晚上；（3）由中国官员担任裁判员。
关于议程的讨价还价持续了10次会谈，“就像是老牛拉破车那样”缓缓而行，乔伊说。南日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英语和汉语，乔伊的每一番话都要译成汉语和朝鲜语。但是共产党方面逐渐进行了让步。7月16日，他们同意在议程中不具体提及三八线，并提出一种更为一般的措辞：“在双方之间建立一条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停火的基本条件。”乔伊报告说，会谈的调子有所改观，并且认为共产党方面已经奉命缩小在议程问题上的分歧。7月16日，迪安·腊斯克在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这一进展时说，共产党把开城谈判看作是一项永久性的和平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上。腊斯克认为，这个问题“在军事停战谈判中不是一个合适的议题”。他拒绝了共产党暗示的意思，即由朝鲜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样，一旦联合国军离开，肯定会立即重开战端。
随着时光在7月的流逝，共产党在撤军问题上缓和了立场。“外国军队”是“那些根据他们政府的指令派往朝鲜的军队”。但这不能为联合国军所接受，因为中国人仍然坚称他们在朝鲜的军队是志愿军。所以中国人改变了定义：外国军队是指“非朝鲜人和不在朝鲜军队中的”士兵。迪安·腊斯克仍然疑虑重重，因为这一变化“为中国人混入北朝鲜军队敞开了大门”。腊斯克称这个问题“十分棘手”，但他在7月18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美国将致力于妥协性的语言。
7月19日，南日对联合国军的谈判诚意提出了挑战。“战争不是旅游，军队也不是游客，”他说，“如果下令停火并达成停战，（但）外国武装部队仍然留在原地不动的话，那么其目的显然……不是……让他们欣赏朝鲜的秀丽景色。……”联合国军代表团认为，这一声明意在制造政治压力，以迫使联合国军接受共产党的议程内容。
李奇微将军曾在7月初抱怨新闻界关于“让小伙子们回家”和“军队厌战”的说法。李奇微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杜绝这类说法。“如果这样做是‘思想控制’的话，那么我全心全意地赞成，”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对之熟视无睹就等于畏怯地拱手让出我们曾为之战斗和准备为之而战的一切。”但是李奇微并不能压制新闻界关于停战已近在咫尺的传闻。国务院请求盟国的大使们采取克制态度，美国不希望因受到压力而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正是共产党方面所求之不得的。澳大利亚大使珀西·斯潘塞坚决同意，这显然也表达了其他使节们的意愿。如果美国决定在撤军问题上中断谈判，那么“公众必须”对这种意外事件“有所准备”。然而，美国并不打算与共产党进行一场宣传战，任何公开的声明都应由李奇微，而不是华盛顿或其他地方的官员发出。（国务院的确注意到，苏联的宣传媒介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过是重复了北朝鲜的声明，而没有加上有可能使苏联政府卷入任何特定立场的评论。）
在谈判的头几周里，中国人以更快的速度向北朝鲜派运了增援部队和补给。情报部门在7月中旬估计，共产党的兵力为71个师另3个旅，拥有近50万士兵（北朝鲜在前线有6.1万人，后方有15.9万人；中国人在前线有6.5万人，后方有20万人，还有7 000名游击队员）。每天运进的补给约600吨，超过了每日的需要。根据以前的作战经验，共产党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弹药，以支持45个师进行一场为时9至11天的进攻，或是71个师进行4至7天的进攻。因此，谈判拖得越久，军方越怀疑中国人是在利用战斗间隙为强有力的夏季攻势做准备。
李奇微提议使用美国具有优势的空中力量，来促使中国人停止他们“妨碍性的和顽固不化的”招数。他在7月21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打算动用27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平壤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空袭”。空袭前将投放传单，以确保“不必要地杀伤非战斗人员”。空袭将“……（对）……补给品和人员在……这一……关键地区的集结……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这一时间”进行空袭是“令人怀疑的”，杜鲁门也同意这个意见。空袭被取消了。李奇微现在知道，他不能以战场上的强硬来支持谈判桌上的强硬。
但在撤军这个谈判的关键问题上，李奇微毫不让步。他在7月20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打算命令海军上将乔伊通知共产党方面，除非他们放弃撤军的要求，否则联合国军将停止谈判，直至得知一些“新的和建设性的”东西。李奇微给共产党方面规定的最后期限是7月21日上午7时。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有把握认为，对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中断”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把李奇微的提议送交国务院审批。由于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国务院得知这一提议时离李奇微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两个小时了。迪安·腊斯克极力反对。已经提出的这一行动可能会使谈判中断，并且如此直接地向共产党的声誉提出挑战，致使他们将难以做出让步。此外，这一行动还会在公开场合造成共产党做出重大让步的样子。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李奇微不要发出他的最后通牒，并等候进一步的指令。
7月21日发给李奇微的一份长电中包括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电报保证完全支持李奇微关于撤军问题的立场，但也警告说，由于双方均持强硬立场，这个问题也可能成为一个“破裂点”。“如果谈判一旦破裂，谈判失败的责任应明确且全部由共产党承担，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电报还简述了新的谈判立场，这将允许敌方单方面地就撤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无须联合国军表示同意接受这些观点。
共产党方面同意不再坚持把撤军问题列入议程，但作为交换条件，应确保这一问题在停战以后在政府一级的层面上加以讨论。在7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这样，议程的第五条就成为一条极为空泛的语句：“对双方有关国家政府提出建议。”双方的代表团耗费了10次全体会议才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工作人员为此举行的会议则不计其数。现在，华盛顿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首都所面临的问题是：共产党会不会为在谈判中占上风而提出一项反建议？
划定一条分界线
随着撤军问题不了了之，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加快谈判进程，但是他们只能大失所望。共产党方面立即重新提出要求，要把三八线作为停战协议签署后的分界线。说共产党方面顽固不化一点都不过分，不管联合国方面如何请求，他们指着三八线说，他们只考虑这条线，并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三八线“与历史的事实相一致，对停战谈判来说是基本的”。战争是由交战的一方破坏三八线开始的（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是韩国军队），因此，当交战的一方仍越过三八线时，战争就不能停止。最后，由于并不存在稳固的战线，三八线便是最佳分界线，因为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两侧均有部队。
联合国军代表团据理力争，但共产党方面对之似乎是充耳不闻。1950年7月和8月联合国军在死守釜山防御圈时，当时共产党会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吗？ 1950年11月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当时联合国军会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吗？乔伊争辩说，就军事现实而言，这场战争有三个区域：空域，联合国军的制空权一直伸延至鸭绿江；海域，联合国军的制海权也未受到挑战；地面，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域也在三八线以北。要撤退美国的海空军，北朝鲜和中国军队也必须相应地撤至远离其目前阵地的北部地区。所以联合国军的代表团极力主张建立一条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其南部界线应大致遵循目前的战线。作为交换，联合国军将停止从非军事区北部界线至鸭绿江的空中行动，停止从非军事区南部界线至东海岸的图们江和西海岸的鸭绿江的海军行动。迪安·腊斯克在7月27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美国打算坚持这些条件。他没有听到反对意见。
共产党方面使用了谈判以来最为强硬的语言进行回答。“鉴于你们发表了如此荒谬和傲慢的声明，”南日在7月28日责问乔伊说，“你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们来这里是为和平而谈判，还是为继续进行战争寻找借口？”乔伊强忍怒火，仅仅是因为被要求做出具体回答，他才回答了南日“不恰当的、不相干的和不礼貌的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团来到开城本身就足以证明，其意愿是为结束敌对行动寻求一个体面和公正的基础。乔伊不会容忍共产党方面进一步的粗俗谩骂，如果南日坚持他的“粗野、无礼和鲁莽的话语”，联合国军将认为共产党方面不是在认真谈判，而且“朝鲜和平的前景将大为黯淡”。（乔伊的此番言论是基于美国情报界的估计，认为共产党方面希望会谈继续下去，并且受到压力最终会做出让步。）
在此之后，南日的语调变得“有耐心和通情达理”，放弃了苛刻的言辞，尽管他仍然坚持以前的谈判立场。（乔伊仍疑心重重，认为南日要么在试探联合国方面是否会妥协，要么在等待北京方面的进一步指示。至此，这位海军上将从共产党的辩术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每次休会一两天后，南日就会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出言强硬。一旦联合国方面提出新建议，他就会支吾搪塞，消磨时间。显然，南日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无权讨价还价。）
谈判的症结在于，任何一方都不愿谈及选择另外一条分界线（尽管联合国代表有应急方案，准备讨论任何最后停火线上的沟沟坎坎，这有待签字时的战场态势来决定）。事实上，在8月1日的一次讨论中，海军上将乔伊一度“表示愿意讨论除三八线以外的、与目前的军事形势相关的任何分界线”。
“我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