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李承晚的最后立场
1953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李承晚痛苦、困惑而郁郁不乐。差不多三年来，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一直是一个傀儡总统，美国人对此人时而好言哄骗，但是当他们自顾便利时又对他置之不理。约翰·穆乔大使可能是他最信任的美国人，但其已于1952年11月离任。接替他的埃利斯·布里格斯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但却是一位陌生人。李承晚很清楚，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是：实现和平，并让朝鲜仍然分裂。因此，他对美国人感到完全灰心丧气，开始着手破坏和谈。
李承晚亲自或通过发言人多次强硬地申明了他的立场。他“绝不会”同意一个不要求所有中共部队撤离朝鲜的停战；他要求裁减北朝鲜军队；明确规定不许没有“第三种势力”在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上帮助北朝鲜人；完全承认和保护南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共产党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尤其在李承晚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师的情况下，共产党更不能接受北朝鲜单方面裁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历史文件中以痛苦的词句说道：“美国或者联合国军的大量说理、劝导或是抗议，无一能够打动顽固不化的李承晚总统放弃他那一意孤行的、带有潜在自杀性的方针。”
会谈越是看来要接近成功，李承晚就越是大发牢骚怨言。他的反美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号召朝鲜人民采取单方面行动。在4月初的一次集会上，他宣称：“无论在板门店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目标仍然不变，我们永远的目标就是从南方到鸭绿江统一朝鲜。你们必须继续战斗，直至你们抵达鸭绿江。”
在克拉克将军看来，当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李承晚要把他的代表从联合国军谈判小组中撤走，这一行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共产党放弃会谈。克拉克还担心韩国军队会摆脱联合国军的指挥，这将会给军事局势造成危险。他确实承认，李承晚的畏惧有一定道理。例如，在苏中强权的现实面前，如果再度爆发战争，美国会不会再对南朝鲜进行援助？然而克拉克毫不怀疑，如果李承晚认为他有机会实现其目标，他将独自使用他的军队。克拉克于4月16日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十分危险，通常难以捉摸，而且具有行动起来有时不计后果的倾向。”作为安抚李承晚的手段，克拉克建议，立即表示提供战后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做出承诺，要继续以政治手段与和平手段谋求朝鲜的统一。
上次李承晚跟美国对抗时，其国内局势正摇摇欲坠。这一次正相反，他明显得到了其他朝鲜政治家们即使不是一致的但也是有力的支持。4月21日，国民议会支持李承晚以入侵北方来统一朝鲜这一目标。李承晚恃仗这一信任，在三天后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如果联合国军允许中国人留在鸭绿江以南，他将让他的部队脱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而单打独斗。
在同李承晚几次会晤之后，克拉克得出结论，认为李承晚是在吓唬人，尽管显得有点过分。克拉克在同这位总统的讨论中强调，他支持南朝鲜军队拥有20个师，而李承晚所要求的同美国订立一项正式的安全条约一事，可以在停战以后讨论。5月13日会晤时，克拉克显然已经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决心要签订停战协定，而不管韩国人同意与否。克拉克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现在正在讨价还价，要得到一项安全条约、获得更多的经援，并使他的人民觉得在停战谈判中他是有发言权的。”
战俘僵局打破
“小交换”行动结束后，4月26日，共产党又把会谈向前推进一步——用克拉克将军的话来说，是要“趁热打铁”——提出了一项综合性建议。共产党组成开战以来最庞大的代表团，还首次包括了一名苏联《真理报》记者。南日将军提议，在停战协定签订3个月之后，拒绝遣返和要求政治避难的战俘将被转移到一个中立国家去。在下面6个月当中，这些战俘的政府的代理人可试图劝说他们回国。任何拒绝遣返的战俘将继续被拘押，待一场“政治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克拉克认为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归根结底，”克拉克说，“这就意味着，一名战俘为了得到政治避难，就必须在停战之后至少还要受9个月的监禁，然后当联合国和共产党政客们……试图在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时，他还得遥遥无期地待在战俘营里。”对于这样的会议会不会举行，战俘们毫无把握，而克拉克认为其绝无召开的可能。最后，战俘们为了走出战俘营，只有接受遣返。
南日的建议使“小交换”行动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克拉克抱怨说，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外交上的出奇制胜”。再者，在“小交换”行动中被释放的战俘们报告说，有大约400名美国和韩国伤病战俘还没有归还。这一违约行为使联合国谈判代表大为愤怒。
南日意识到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在5月7日修改了建议。在甄别期间，战俘们将留在朝鲜，但是他们在印度人的监督下，仍受到他们政府代理人的规劝。克拉克提出反建议：中国人将转交给中立国家，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则在停战签字当天予以释放。南日把这个建议称作“倒退了一步”，他的谈判人员把联合国军谈判小组责骂了整整四天，直至宣布休会。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也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做出以前所不能接受的让步：
我奉指示同意把所有不愿遣返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都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一点使韩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我们背叛了他们。此外，我还奉指示同意共产党这一要求：遣返委员会中的争端由多数票决定而不是由一致票决定。由于印度——尽管公开宣称是中立国——承认并同情红色中国，这一方式就把优势给了共产党。
但是克拉克仍然想坚持不强行遣返这一原则，并保证不对战俘进行威胁恫吓。另外，仅允许印度派出唯一的中立武装部队驻在朝鲜。如果联合国军的提议不为共产党所接受，会谈则将终止。
把美国谈判政策的变化通知给李承晚总统这一不愉快的任务，就落到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头上了。正如预计的那样，李承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我感到极度失望。”他对美国人说。他绝不允许印度部队或其他任何“中立国”部队待在韩国后方地区。他最后说：
你们可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撤走所有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任何人为我们打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依赖外交手段来援助我们。
很抱歉，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我将合作。
如布里格斯后来所说：“这位德高望重的朝鲜政治家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克拉克表示同意：“在李承晚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所有威胁背后，他就是想让我们在心理上受到打击。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经历了三年战争，毕竟是损失了这么多鲜血和财富之后，我们不会因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把朝鲜扔下不管，任其落到赤色分子手中去。”但是，由于韩国提供了前线三分之二的人员，李承晚突然决定把他们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将使军事局势陷于一片混乱。
这样，在停战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军司令部就开始筹划以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付李承晚——胡萝卜加大棒。克拉克和其他军官理解了（但是在思想上并不接受）华盛顿给他们下达的明确指示。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靠的是众望所归，要他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正在着手这样做，所依据的条件是相对软弱的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接受的。
双管齐下战略之一即“大棒”政策，已在远东进行策划。根据克拉克的指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一位老空降兵军官，他已于1953年2月接替了范佛里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开始策划被军方认为是“最坏情况的应急计划”，也就是应对李承晚可能把韩国军队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第8集团军总部撰写的“永远准备着”计划得到了克拉克的批准，然后又送交华盛顿。这一计划甚至比1952年第一次研究的搞掉李承晚的方案还要强硬，当时杜鲁门政府曾考虑以武力来除掉南朝鲜总统。“永远准备着”计划预想了三种紧急情况：（1）韩国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的指示不予置理；（2）韩国军队单独采取行动；（3）最极端的情况：韩国军队和平民与联合国部队处于“公开敌对”状态。
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将着手保卫大城市周围的重要地区；海军与空军将进入戒备状态；对韩国军队和政府的情报活动将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将做出某种“保护性”撤退以确保基地之安全；韩国警卫部队将被撤换，代之以可靠的联合国部队；平民的动向将受到控制。
第三种情况要求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克拉克在5月27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电报中概述了“永远准备着”计划的这一部分：
李承晚总统将被邀至汉城或其他地方——任何能使他离开釜山（韩国临时首都）的地方。联合国军司令官将在合适的时候开进釜山地区，拘捕5至10名在李承晚的专制行动中担任过领导人的韩国高级官员……并通过韩国军队总参谋长接手军事管制法，直至取消之时为止。
如果李承晚拒不接受联合国军停战条件，“他将受到保护性拘押，被单独监禁。……”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着手建立一个由总理张泽相领导的政府；如果张拒绝，则将建立一个在韩国军队或直接在联合国军领导下的军政府。
“永远准备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官员们欣然接受，然后于5月29日呈交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审批。他们的决定中有很多防卫性的谨慎成分，他们没有直接授权实行该计划中要求扣押李承晚的那一部分。但是杜勒斯和威尔逊确实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他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你的部队的完整”。有了克拉克所建议的行动的主要内容，这些话就构成了事实上的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李承晚搞掉。克拉克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同一会议上，杜勒斯、威尔逊和将军们还讨论了双管齐下政策的另一条政策即“胡萝卜”，这有可能诱使李承晚改变主张，在方式上又不致使他丢失面子。一个在李承晚心头挥之不去的合理担心是，一旦战事结束且美国开始削减其军事力量时，南朝鲜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李承晚明显感到，美国和联合国军已经背叛了他，他们不去力争战争在军事上的胜利，以此来重新统一朝鲜。于是，杜勒斯和威尔逊就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克拉克，李承晚是否支持停战，以此来换取一项长期安全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在今后共产党攻击的情况下将保障韩国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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