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沉默了40年”
到1980年代,当年追随而来的“外省人第一代”大多已临近暮年,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进而将眷念之情写成文字,胆大者常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
走得更远的,甚至已经有了半公开的行动,姜思章就是一个很早的“积极行动派”。1978年,为恢复与海峡那头家人的联系,他甚至去舞厅通过一位舞女转托香港客人捎信给大陆。
1979年元旦,祖国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姜思章知道,回家的转机真正来了。
1982年,他以到香港去看舅舅的名义,转道广州、上海、宁波,72小时舟车劳顿后,终于回到了阔别32年的老家舟山。母亲早已在码头等候,姜思章一眼认了出来。船刚靠岸他就跳了出去,连爬带跪地冲向母亲,不顾旁人的惊诧,抱着母亲的腿纵情嚎啕大哭。
2年后,高秉涵也冒险去了香港,在那里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妈和已经认不出模样的姐弟。“那几天我们生怕耽误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倾诉相思之苦”。但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姜思章如愿先回家了,但数万与他同去的壮丁和他们大陆那头的亲属,仍在海峡两边遥遥相望而不得见。
得知姜思章归来后,几十里外都有人赶来打听、请他带信。姜家院子椅子、凳子太少不够招待,来客就蹲在那里问父亲,问丈夫,问儿子,问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