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学生的求学经历一直是与救国结合的。1938年底,左派学生加入了昆明当地的金马剧社,排演了多幕剧《祖国》,由联大教授陈铨改编,讲述无私的教授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这部剧演出时,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自发地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教授们在上课时,也经常与现实联系。历史系教授皮名举给学生们上必修课《西洋通史》时,讲到英法百年战争,他鼓励背井离乡的学生们说,当年英国开始打胜仗,但无论打多少胜仗,结果还是法国取得最后胜利。他说,“无论日本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二十岁的青年许渊冲因此坚信,无论日本人怎么轰炸,中国也不会屈服。
但是,如果我们因此相信联大的所有学生都热血沸腾地要求上前线去,那一定只是个传奇。事实上,从抗战开始,救国与求学,团结与自由,一直就是彼此矛盾的主题。南京陷落后,一位狂热的抗日分子对那些等待战争结束拿毕业文凭、对学业尽职尽责的学生极为蔑视,他说,“百万将士流血遍野,他们平日何尝得着国家的一点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厚的人,每个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我们今天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吗?”
而教育工作者则反对用“战时教育”主导大学教育。梅贻琦校长决心要保存文脉:学生的使命是完成学业,为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目标锻炼才智。他在《清华校友通讯》里说,“敌人的飞机接连来袭,校舍不断被轰炸,但学生们弦歌诵读的声音一日都没有停止。这都是因为,师生担忧,非常时期的教学事业可能就是以后建国的基础,因而不敢稍有懈怠。”
不过,青年人的热血不是可以轻易冷却的,仍然有不少人坚持投笔从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就至少有295名学生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还有不少学生没有办任何手续就直接去了前线。这是联大抗战初期的第一次从军热潮。到1945年,前后共有三次大的从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