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的父亲老何
九 光鲜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逐渐失去了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就只是每天在微信里发几张女儿的照片，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工作生活的大事。老何有时会在微信上转发一些军事题材的新闻，很少打字。
我们继续像平行线一样生活在地球的两端。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不断接到各种会议的邀请，还有一些中国的论坛也请我回去做演讲嘉宾。
我和老何见面的机会于是变得多了起来，一年能见到三四次甚至更多。
有时我会回西安去探望他，有时我会邀请他去北京或者上海。
老何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张罗亲戚一起吃饭。热闹的席间，亲戚们总会询问我美国的事情，请教我理财和孩子出国的事情，我总会耐心回答，然后亲戚们便回头夸赞他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儿子。即使老何在席间很少讲话，看我和亲戚们觥筹交错，他脸上便都是少有的满足安逸。
但每当亲戚散去，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时，气氛就又变得尴尬起来。
母亲总会刻意留出时间让我们父子交流，而这种交流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一种像中美领导人会面的固定外交套路。
我们的话题不外乎三类：第一类是聊我女儿和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这个话题在两个男人之间很难维持太久，很快就会切换到下一个主题；接下来第二类话题就是老何训话，他会针对我的个人发展，用心良苦地给我提出各种（其实没什么用的）建议；第三类是我寻找老何感兴趣的话题例如军事和养生，保证我们的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尽管我当了教授，但老何心中始终有危机感。他总有一些杞人忧天的担忧，担忧我被学校炒鱿鱼，担忧我身体跟不上，担忧我犯政治错误。
所以他总会给我很多严肃地建议，例如逢年过节给系主任送些烟酒，例如每天早晨起来练一套五禽戏，例如回到国内不要和“社会上的人”过多应酬。
老何语重心长，我便俯首倾听。老何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从未采纳过他的任何建议。
随着我年近四十，老何从我儿时眼中的英雄，逐渐变成我势均力敌的对手方，又逐渐变成需要我哄着的老爷子。我不是不想采纳他的建议，而是他的想法过于主观，过于背离我的生活现状。我的聆听本身，也只是对他的“哄”。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并让他们到现场听我在一场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母亲和老何虽是城市老干部，却极少出入商务场合。
看到丽思卡尔顿酒店宴会厅里从天悬挂的流水灯，打在两侧墙上的巨大的会议logo，觥筹交错西装革履的嘉宾们，还有激昂的背景交响乐，这过度绚丽的场面让母亲和老何却步，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我领着他们找到座位，离开前老何还嘱咐我“你待会儿讲话不要紧张！”其实他心里比我要紧张百倍。
我在台上就中国货币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我相信他会的。
我也曾经看到自己的女儿在台上表演激动地热泪盈眶。我理解作为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那种内心难以名状的成就与自豪。
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一直在称赞会场的精美装饰，以及免费的茶点和水果。我带他们去吃饭，老何点菜的时候也显得比平时大气：“点多宝鱼！你这工作动脑子，要多补脑！”
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该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类似咏叹调的手势等。“你语气四平八稳，讲的内容又无趣，台下的观众怎么能爱听！”老何总结道。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也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见老何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了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军事、国家领导班子、太极五禽戏。
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往往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
我希望我是一个更善于表达的人。我希望我能大笑着指出他的迂腐，然后搂着他的肩膀亲昵地唤声“老爷子”。
但我是老何的儿子，在我四十年的人生中已然逐渐成为一个和自己父亲同样矜持和不善表达情感的男人。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或肢体的亲密。我们君子之交般的关系，便是我们的默契。
作家三毛曾在书中写，“你们向我明显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看一眼，不再隐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里偷偷地写出来，什么时候我肯明明白白的将这份真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向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