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因为我用上海话播出《海上说魔》，有朋友跟我说：你的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我们听得懂啊。你说上海话，很标准，可是我们不能完全听懂。这也是一个魔幻现象。我们似乎都追求标准，只有标准，才能通用、通行。现在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金融科技，就需要把业务、产品标准化。不过，任何标准化都是有一定的范围局限或时间局限的，也就是说，标准都是相对的。拿语言来说，标准的上海话，放到全国就不能被普遍接受。说普通话，即使不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大致都能听懂。这到底是标准好，还是不标准好？就上海话而言，什么样的上海话是标准的？我们一般认为的上海话，是指上海老市区内的语言，不包括浦东、宝山、嘉定等郊区的语言。但哪怕是在老市区范围内，以前也是有区别的。比如，人民路一圈是以前上海县的老城墙，里面就是豫园、城隍庙的所在，几十年前，那一带的人就认为他们说的是本地话。上海作为移民城市，不同区域中移民的来源地会相对集中，这些区域内虽然讲的都是上海话，却都带有些微的家乡口音。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海话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讲的上海话，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上海话。在香港工作时，在餐厅里经常会听到领座有人讲上海话，我很喜欢听那些上海话。不是要偷听别人的隐私，只是享受那上海腔调。我能大致分辨，说话人大概是六十年代还是什么年代离开上海到香港的。所以，语言的标准会随着人群、地域和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这次新冠疫情，大家说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科学防疫、科学抗疫。不过，在这“科学”的旗号下，却是关于抗疫方式的严重撕裂，就像人们讨论中西医、俄乌战争一样。什么是科学？有说科学就是拿数据说话，有记录、可检验、可证伪。实际上人们在使用“科学”一词时，并不遵循这样严格的定义，“科学”是一个非常含糊、非常不科学的词。有一位著名的生物科学家在演讲中说，面对宇宙，我们人类是非常渺小的，我们人类科学所了解的宇宙事物只占了整个宇宙物质的4%。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我们人类的确是很渺小，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可是，这位科学家说得科学吗？他说人类现在只知道宇宙物质总量的4%。那么，就算他知道所有这4%的物质，如果他不知道那100%的数字，怎么能计算出这4%的结果呢？你也可以说，他只是以此作为形容。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追问，科学家真的发现宇宙中还存在非常非常多的人类还不知道的物质吗？如此看来，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至今为止，人类科学只发现和解释了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物质，没有被发现和没有能力解释的还有许许多多。但这个正确结论是无法用科学证明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科学”不能解决和解释一切。根据冠状病毒的特性，如果已经发生人传人，在没有药物干预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消灭病毒的方式，就是停止人与人接触，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所以，当且仅当在没有药物预防与治疗的情况下，并且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封闭隔离是战胜冠状病毒最科学的方式。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需要吃喝拉撒，因而需要与外界交往和交流。人类对抗病毒，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不是以死抗争。这实际上就是，当人们面对可能会染上病毒，万一染上病毒可能会死亡，以及为了确保不染上病毒，但却确定会饿死，在两者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不过，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偷换了概念，转移了话题，即把在没有药物干预的情况下如何才能阻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并消灭病毒的讨论，转换为病死与饿死两害相较孰为轻的讨论。如果这也是科学讨论，则已是另一个关于危害程度比较的科学问题，而不单纯是防范新冠病毒的医学科学问题。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遭遇过无数的病毒和细菌，并不断获得对各种病毒和细菌的免疫力。一些免疫力的获得或许是无感的，有些免疫力的获得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人们把这样获得的免疫力称作自然免疫力、群体免疫力。不过，人类对病毒的自然免疫力，好像从来没有主动获得的，都是对病毒无可奈何的结果。现在有人说，可以主动感染病毒以获得自然免疫力，那跟寻死也差不多。现在新加坡等国家关于奥密克戎的开放政策，并不是主动获得自然免疫力的政策，而是在国民接种疫苗到一定比例，研究了奥密克戎病毒危害人类的规律和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控制、放松、控制、放松，有观察、有计划、有控制的逐步开放过程。所以，是在有药物干预前提下的防范方式。加入了药物干预，则我们的讨论实际上又进入了另一个逻辑链条。躺平派们好像忽视了新加坡等国家实际上都没有躺平过，都是在控制中的放开。最近一个做数字科技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现象，他的美国硅谷同行们，基本上还是居家办公。他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没有彻底恢复正常生活的标志。而无论美欧，经济分析师分析经济形势，到目前为止都依然把疫情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因子。两种抗疫方式的争论，都拿出了各种对比数据作为“科学”论据。主要就是传播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这三个比率分别的疫苗接种率，疫苗接种率又分一针、两针和三针。再进一步是各种年龄段的各种比率。从新加坡、香港、上海三个城市的数据看，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奥密克戎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但对人类的毒性比较低，无症状与轻症的比较多。即使有症状，痊愈也比较快；二、疫苗防感染的效果不强，但两针以上，防重症、防死亡的效果比较好，尤其是三针，所有品种的疫苗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三、病毒对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危害大，而大多数死亡的老年人是没有接种疫苗，或只接种了一剂疫苗的。如果上述结论成立，上海现阶段完全可以实行新加坡或现在香港那样有控制的开放方式。然而却不能。因为再科学、详细的数据分析，都是有选择的，而一些有意无意没有纳入分析范围的因素一旦纳入分析范围，原来貌似科学的结论就可能站不住脚。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医药项目，播放了非常酷炫的视频，告诉我，现在我国每年死于某某病的有多少人，占比多少。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据说是我国人口的第一死因，还有其他许多很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分析。这个新药和新的治疗方式就是治疗这个病的。项目领头人如何如何，总之很伟大很高尚。听完后，我问：每年死于这个病的都是什么年龄段的人？朋友瞪大眼睛看着我：你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死于这个病的人都是85岁以上的人，有这样的药当然好，但每年百分之多少人死于这个病，这样的数据分析意义不大。因为人到这个年龄段，都在走向自己的归宿，不是生这个病就是生那个病。如果得这个病的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很多，并且是第一死因，则说明这个病对我国人口的健康影响很大，相关的药物研发，其意义就非同一般。如果许多人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得这种病，比如40岁，但因这个病而死亡都在80岁以上，那么你这个药有和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人家吃40年的药，那你可能就像我们银行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是害了人家，而不是救了人家。说到老年人，在这样分析的时候，会有人跳出来：老年人的命也是命！是啊，老年人的命也是命。而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命题了，既不是医学科学问题，也不是经济科学问题，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下，是不同的。我刚才关于那个新药的议论，涉及了药本身的意义，也涉及了经济议题和伦理议题。但在新冠病毒面前，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2020年新冠病毒在美国爆发时，特朗普公开对美国人说，这个病毒像流感一样，大家该干嘛干嘛，死的主要是老年人，你们懂的。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就这个问题做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科学论证，恐怕不能是纯粹的数字计算，也不是简单的公平与法律命题。我们回过头来说上海与新加坡和香港的区别。首先当然是人口当量，新加坡和香港都不足千万，上海有2600多万常驻人口。其次，上海有很高的疫苗接种率，所以无症状感染者占绝大多数，重症和死亡很少，重症和死亡的又以未接种疫苗、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为主。香港与上海和新加坡的区别是整个社会疫苗接种率低，尤其是老年群体接种率更低，所以香港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大大高于上海和新加坡。第三，关键的是，新加坡和香港与外界有明确的边界，上海与全国各地是没有边界的。上海周边及全国大多数地方，疫苗接种率还非常低。单纯上海实行类似新加坡的方式，对上海自身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对全国会有什么影响，就不好说了。于是就有了各种猜测与推算。有以死亡率说事的，有以死亡的主要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说事的，有以14亿人为基数计算死亡绝对数的。魔幻的是，用这些数据都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上海这次采取的方式就是封住上海，使奥密克戎不至于外溢到国内其他地方。但在各种争论中，人们始终争论的是清零还是共存，非黑即白二选一，没有人讨论，当全国各地疫苗接种普及速度不能同步的情况下，动态清零方针下，对疫苗不同接种率的地区是不是需要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战术。如果讨论科学防疫和抗疫，这才是当下需要科学讨论的问题。动态清零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动态清零本身不是目的。动态清零的目的，应该是在尽可能不影响、少影响社会经济运行与人民生活的前提下，争取时间等待疫苗和特效药的普及，最终常态化对待这个病毒。然而，疫苗和特效药又是一个与防疫抗疫相关的又不相关的战略选择，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动态清零的过程和方法。作为一个大国，自己如果有能力研发和生产疫苗和特效药，当然选择自主研发和生产，而不是仰人鼻息。疫苗接种的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全国也不可能做到同步普及。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考虑区别不同疫苗接种率地区动态清零战术的，否则，疫苗研发和接种就没有意义了。比如，像上海、北京这样的接种率高的城市，为了防止疫情外溢，可以临时实行人员进出上海、北京控制，相当于如香港、新加坡一样设置了边界。这次从外围看，上海实际上封得比香港还要严密。在边界内部，则可以看疫情发展动态防控，直至疫情稳定，没有必要又是静态又是静默，停止一切社会活动。对区域内的人员，可以分别不同接种情况实行不同的行动控制措施，而不是无差别以区域为单位硬隔离。比如接种三剂疫苗的人员可以在全市自由流动等。全国其他区域依然以原有的战术为主，只要达到一定接种率的城市就调整动态清零战术。当全国所有地区都达到接种率要求，就可以进入抗疫收官阶段了。语言会随着区域、人群、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标准，又没有绝对的标准。人类社会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并且在不断变化，比如这次新冠病毒就不断在变异，对人类的影响也不断在变化。所以，人类在处理各类社会事物时，往往并没有绝对最佳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权衡各方面因素的结果。站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权衡的范围不同，所谓的最佳选项往往也迥然不同。这不是“科学”两个字能解决的。比如银行当初实现计算机化，就道理和趋势讲，谁都认为是必须的。但就当年银行内部的某些工作岗位上的具体员工来说，感受就不同了，像打字员、记账员等，因为计算机化以后，他们熟悉、擅长的工作岗位没有了。可见，人类社会的任何选择，都必然会触动相当部分人群的当下利益或未来利益。权衡利弊得失，经济学的方式、社会学的方式、政治学的方式，结论可能是不同的。不过，归根结蒂，不能为了消灭病毒而饿死人自己。—  End  —作者 |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 | 坛子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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