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康震】：上一集我们讲到，苏轼初出茅庐，反正是不顺，地方上开始不顺，后来到了中央呢也不顺，在中央呢因为待得不顺，所以想到地方上去顺，待了八年，应该说做得还是相当不错。那么，就在他要去湖州当知州的时候，有一个灭顶之灾降落到他的头上，这灭顶之灾是什么呢？因为苏轼在这好几年当中一直都没有在中央工作，对当时的朝政的局势不太了解，作为革新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在六年的里面先后两次被罢免了宰相，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彻底回到了自己家，闭门著书，主持编写《资治通鉴》，不问国事，这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那这个王安石离开了宰相的岗位，司马光不问朝政，那朝廷里头倒是什么人在活动呢？这不空了吗？没有，活跃的人物大有人在，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当然是宋神宗啦，这时候的宋神宗已经三十多岁了，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事都要征求王安石意见的小伙子，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地推进和困难的不断地增加，宋神宗已经变成了一个希望惟我独尊，而不是再需要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趋近中年的皇帝，它需要有皇帝的权威。
第二类人是谁呢？以宰相王珪为代表。这个王珪呢，叫做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请圣旨、接圣旨、传达圣旨。政治上碌碌无为，但是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谁的大腿粗就抱谁的腿，是此人的主要特点，这是朝中的一股势力。
第三股势力是谁呢？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人。代表人物是：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这个御史台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就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的，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的监察部。权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李定。刚才说的舒亶和何正臣是监察部的官员，他们都是靠着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高位的，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利益在哪儿呢？就是最担心的是像司马光和苏轼这样的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
那么在这里边儿像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不过是一些前台主刀的人物，王珪呢是个敲边鼓的，宋神宗是平衡旧党人物和新党人物的真正的幕后的操盘手，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康震】：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苏轼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对于朝政点点戳戳，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
第二，苏轼确实写过抨击新法的诗文。苏轼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这是第二。
第三，苏轼有重返朝廷任职的趋势。宋神宗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我前面我说了，宋神宗对苏轼那是非常细致，连徐州抗洪抢险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里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任官的趋势啊，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所以就拿他来开刀。
那开刀不能乱开，开国的皇帝，北宋有规矩，不能因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出版诗文集而杀头，这是祖宗家法，那怎么办呢？好办，苏轼不是到湖州了吗？按常规，凡是官员新到任所，就得给皇帝写一份上表，苏轼的这份上表实际上是一封感谢信，就是感谢隆恩浩荡赐予我这个官职等等，本来是个常例，这份上表叫什么呢，叫《湖州谢上表》。李定等人啊，把这篇三百多字的上表，研究了四个多月，总算给研究出点名堂，由这个何正臣，首先打响第一炮，他说苏轼在这个上表里边处处讥讽朝政，标榜自己。
第一，苏轼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个性特别古怪，名声又很微弱，才疏学浅，别人都有所长，只有我呢，毫无所长，只有所短，这是什么？这是正话反说，想要标榜自己，先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要借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是第一条罪状。
第二，苏轼说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我自己这个人生性愚昧，跟不上形势，跟人家那些提拔快的官员没法比，也跟不上去，皇上呢，看我这个人老了，没用了，也不会生是非，所以派我到地方上去牧养老百姓，实际上就是说到地方上去任官，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跟不上新提拔的干部啊？什么叫年纪大了就不会惹事生非？难道我们新提拔的干部，都是惹是生非的？你这就是对革新变法的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罪状一条，给
【康震】：这个李定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权御史中丞，相当于这个监察部的首长，终于赤膊上阵，指出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哪四大该杀之罪呢？
第一该杀之罪，苏轼不学无术。苏轼不学无术，不过偶然考中科举，滥竽充数，浪得虚名。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和皇帝，皇帝非常仁爱，宽容他，希望他自己悔过自新，不料变本加厉，毫不悔过，该杀。
第二该杀之罪，苏轼无视朝廷。说苏轼面对朝廷圣上，口出狂言，傲慢无理，影响很坏，弄得中外人士都知道，该杀。
第三该杀之罪，苏轼的言论蛊惑人心。说苏轼所作诗文，蛊惑人心，影响了圣上对百官和百姓的教化，该杀。
第四该杀之罪，苏轼诋毁圣上声誉。苏轼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有君臣之理，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因为他自己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埋怨皇上，抱怨皇上，所以公开诋毁圣上的声誉，该杀。
【康震】：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苏轼的诗文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杀你也不冤呐。有没有问题？分为三种情况来看：
第一，苏轼的诗文，有抨击新法的倾向。
平心而论，苏轼的一些诗包括一些文，的确有抨击新法的倾向，比如有这么两句诗，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什么意思？就是朝廷制定了新法之后，设立了一些办事机构，农民为了要能够办某些手续，一趟一趟往城里跑，苏轼的意思是说：新法的好处农民没得到多少，净往城里跑，庄稼也耽搁了，跟在屁股后头的孩子，什么也没得着，倒把城里边儿人的口音给学会了，就是讥讽什么呢？新法没好处。
第二，苏轼的诗文，含义模糊，说不清楚。
有这么两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钱塘江潮大家都很熟悉，这北宋的时候，钱塘江潮一来，有很多的年轻人，就跳到那个钱塘江潮里边，去弄潮浮游，这是冒险的一种活动，那么朝廷多次下命令，不让当地人从事这种活动，太危险了，把命送了。苏轼说，他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什么呢？东海龙王如果知道皇上体恤民情的一番好意，就把这钱塘江甚至把这东海变成万亩良田，那老百姓不就不去弄潮了吗？就去种地了。这两句诗就是这个意思。不行，严刑逼供之下，你得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解释。
第三，对苏轼的诗文，瞎编乱造，歪曲诬陷。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还没忘记那王珪吧，他该出场了。有一天呢，王珪跟皇上说，苏轼对您有不忠之心，宋神宗很吃惊，说苏轼这个人虽然反对新法，让我感到很恼火，不至于对我不忠啊？那有什么证据吗？王珪说有，他那诗里边儿就对你不忠，他念了两句，这是说啊“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这诗的本意是什么呢？这树的根呐，在地底下是伸了还是曲了，我们不知道。只有潜伏在地下的龙才能知道。这首诗是什么呢，是写树根儿的，王圭说你看，皇上就是龙，真龙天子，您在这呢，他不写你，他要到地底下去找那个什么蛰龙，这不就是谋反吗？这！不就是不忠吗？宋神宗固然年纪小，对苏轼很有意见，但又不是个傻子，也不是个白痴，脑子还是清楚的，他说这个是诗人的话，怎么能当真呢？他写他的树根，跟我有什么关系？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旁边另外一个宰相叫章敦，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说什么呢？说这个龙啊，不一定非得是国君自称，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自称过龙，宋神宗说，对对我想起来了，诸葛孔明不就自称我是卧龙吗？他也不是皇上啊，这王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可见在朝廷里边对这种“文字狱”打击报复，很多的官员也是非常的不满。
好了，说来说去，到底有没有一首诗是足以能够让苏轼人头落地呢？我们看看，不就分三种情况，没有，其实我们大家说白了，苏轼他不过就是个文人，有时候文人嘛，刁钻刻薄一点，写在诗里边儿写在文章里边儿，仗着自己有才学，骂人的时候不直接骂，引用好些个典故，曲里拐弯拐角地还是把你骂了，让别人看了心里头不舒服也是有的，对不对？就是你要说破天去，苏轼的罪过也就到这儿了，非得要杀吗？没有证据表明他可以被杀，问题在于我想要杀你还需要理由吗？审讯结束了，告一段落了，他们忙着总结这个审讯的结果，写判词，打算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指责皇帝来起诉他，我们的公诉人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就等着皇帝一签字，马上拖出去，一切就over了。
【康震】：第一类，就是已经退了休的保守派的旧党人物。这里边儿特别要提到的是，退休的宰相已经七十多岁的张方平，他跟苏轼他们家族关系也非常地密切，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赦免苏轼，当地的官员不敢转呈这封信，张方平大怒，给他儿子说：他们胆小鬼，你去，直接把这交到***信访办去。他的儿子叫张恕，来到这个信访办的门外转了好几圈儿，他生性懦弱不敢去敲那个鼓，犹豫了很久，把信揣到口袋儿里边回家去了。大家不要叹气，换到是谁，都会考虑到这封信交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父亲原来是个宰相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这封信交上去，可能他们家就会倾家荡产，跟苏轼一个下场。但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苏轼在事后是多么的感谢张恕，苏轼后来，案件结束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苏轼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连连地吐舌头，吓坏了，为什么呢？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一开头就是一句话：苏轼乃是天下之奇才。苏轼是很了解宋神宗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当着宋神宗的面，说苏轼是天下奇才，奇才？杀的就是你这奇才。不但救不了苏轼的命，还会很快地断送了苏轼的性命。懦弱的张恕，无意当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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