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传（3）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王映霞自传—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   昨天我们读到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初相识，王映霞虽把他当作普通朋友，郁达夫却对她一见钟情。   郁达夫已然成家立业，众人对郁达夫的情感是不支持的，王映霞同样选择了回避。   可郁达夫并没有放弃苦恋，他依然对王映霞抱有希望，他们之间会有进展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苦恋   我信中告诉他，我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离开上海回杭州的，但对郁达夫信中提出的“是”与“否”的回答，避而不谈。   当我收到郁达夫一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信时，正是爆竹声声迎新春之际，在故乡度春节，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我决心再不给上海复信了。   不料，却因此受到了他的诅咒，他在日记里写道：“薄情的王女士，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   他在那儿拼命骂我，我在杭州使劲地想：我该怎么办？从信上可以看出，他是无论如何都要来杭州见我，这怎么行呢？   如果他来了，我的长辈、我的亲戚、我的同学会怎么看我呢？   于是，索性不分亲疏地写了一封信去责怪他，说他想来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的、不纯正的。   我以为一个人受到了这样的拒绝，该会马上断绝杂念，谁知这不过是我这个毫无社会经验的人，对于男女之间微妙感情的一种天真想法。   郁达夫收到我的信后，很伤心，马上又来了封信，说自己失望极了，伤心极了。   郁达夫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二〇年遵父母之命，和同乡女子孙荃结婚，孙荃虽受封建的传统教育，裹小脚，却也颇有文化。   她为郁养儿育女，服侍婆婆，体贴丈夫，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所以，郁达夫在追求我的时候，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在日记中写：“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   郁达夫一方面觉得自己对不起结发妻，一方面又放不下我，真是左右为难，心中充满了矛盾。   在郁达夫频繁的来信中，我看出他还是没有打消来杭州的念头，所以，在家过了元宵节后，我决定到上海去一遭。   再见面   二月二十五日，是我与郁达夫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在房间里坐了几个小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和一个月前的初相识相比，在彼此的心灵里，有着不同的感觉，我和他一起散步，一起谈笑。   有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偶然间翻看了他近日写的好几页日记，心中有些恼火，同时有些怕羞，我开始感到和一个作家交往，有些胆寒。   回到杭州后，我便狠狠地下决心要和他疏远，免得日后闹出许多笑话来，但不知怎的，自己的感情上似乎已起了什么变化。   到了嘉兴后，心情依旧沉重，我重又为他一封封热情的来信，所眩惑起来，它竟占去了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这样一个热情大胆的追求者，任何一个姑娘都会动心的。   我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事至如今，我到底该怎么办？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我从上海回杭州后，就对母亲和盘托出，母亲听后竭力反对，怪我不该那么随便地和一个已有家室的男人密切来往。   我把母亲的意思如实地写信告诉了郁达夫，四月六日他很焦急地来了一封信，对母亲感到担心的几个问题一一作了解释。   四月十三日，郁达夫坐船急急到杭州来了，他想直接跟我外祖父、母亲谈谈。   母亲是个极其善良的人，心中再怎么不愿意，但看到郁达夫来了，还是把他当成客人，以礼相待。   而外祖父是读书人，与郁达夫谈诗论文，边喝酒边聊天，大有人逢知己千杯少的气势。   郁在杭州待了一周，四月二十日返沪，二十一日给我的信中说：“此番来杭州，我们的事情，总算已经定夺了一半。”   郁达夫在为自己第二次婚姻奔波时，还忙于创造社的事务，生活没有规律，疲劳过度，得了肝炎。   我看他那副病态，不知怎的，心里非常可怜他，五月二十八日，郁达夫离沪到杭州来养病，我祖父立即到集庆寺去请一位懂医道的老和尚来替他看病。   当时，郁住在西湖饭店，每天到我家看病、吃药，中药都是我母亲煎的。  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郁达夫来杭州养病，这又促成了他和我的接近，由于接近，了解得较先时深，同情也就更甚。   于是我就在祖父的宽容、妈妈的勉强下，将我和郁达夫的婚约关系正式公开在亲友的面前了。   我和郁达夫订婚的事，郁家知道，但到时只来了郁的二哥养吾，而且还是郁写了信，并亲自去了富阳才请来的。   因为当时郁家是不同意这事的，据说郁达夫大哥郁华曾写了许多信给他，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   郁和我的事定下来后，他就准备每月寄五十元给孙荃，但常常忘记，或拖欠，每逢这种时候，总是我提醒他，有时我就自己跑到邮局汇去。   一九二七年九月，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在北新书局出版了，这是他半年多来生活思想真实的记录，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大家都知道郁在追求我，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话内容。   想起半年前在创造社第一次看到他的日记时，我大发脾气，写了一封信痛骂他，他来了封长信，要我理解他、谅解他。   信中说：“我的日记是绝不愿意在生前发表的。”可过了几个月就出版了，作为一个刚和他定亲的我，怎么会不起恼呢？   他的日记出版，事前我一点也没有知道，他这样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化作漏网之鱼。   这是他个人的想法，我读了《日记九种》以后，却感到他处处在为自己打算。   因此，我为此而不快了好多天，而且，还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不大愿意和他同进出，并有近于后退的打算。   但是我究竟还年轻，社会上的事情所懂得还是太少，一时想过恨过，也就算了，过了不久，就被他的热情所融化。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我和郁达夫本拟去日本东京结婚，后来因经济不足而没有去成，就改在上海东亚饭店请了两桌。   请的都是些平时最熟的朋友，这样一来，就算作了我和郁达夫的夫妻身份的公开。    我们的小家庭   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祖父答应了上海哈同花园姬觉弥的邀请和群智大学之聘，来上海教书，便把我们一家也搬到了上海来住。   为了进出方便，我们就住在靠近哈同花园的民厚南里，三四个月后，祖父嫌住房陈旧，看定了赫德路上的两幢房屋，弄名为嘉禾里。   我和郁达夫住的是前弄堂，一四七六号，房租每月八元，祖父他们住的是后弄堂，每月十二元，门牌是一四四二号。   一九二九年，祖父又迁回杭州，我们就租住了一四四二号。   从此，我和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由于经济拮据，无力购置新家具，只得去租，有床、写字台、方桌和几个凳子等几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   接着是还债，一个是内山完造，因郁非常喜欢买书，有钱时去买，无钱时也去买，因此欠下笔款子。   另一个是胡适之，郁之前与他的关系并不怎么样，但在我们结婚前，他时常向胡借一百、二百的。   我不喜欢向别人借钱，更不肯借了钱不还，所以情愿自己清苦点，也要把钱还掉。   家中实在没钱用时，我就把母亲给我当陪嫁的金银首饰去一样一样地当掉。   另一家是中药店，里面有个电话可借用，我经常打电话给北新书店的李小峰经理催要版税。   电话打过后，他们多少会送点钱来，由于收入不固定，我尽量节衣缩食，减少家用，连电灯也不装。    因为政治关系，我们初搬入时，没有把这个地方向朋友们公开过，所以亲友们也就无法知道我们究竟住在何处。   精神与经济，是小家庭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主要的还是前者，在精力充沛的我俩心灵里，只有和爱，只有欢乐，只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对于我俩的结合，有不少朋友和后来写郁达夫传记的学者，都认为结婚使郁达夫结束了长期漂泊孤苦的生活，变得有条有理起来。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王映霞在郁达夫的强烈追求之下，悄然被打动，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精神上的契合，让王映霞看淡了经济上的困顿，婚后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