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王铭铭：感谢念群和徐锋邀请，刚才几位做了精彩的发言，方主编的语言非常流畅、标准，内涵又很丰富，我这个从岭南来的南蛮子听了之后开始自卑，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会这样的演讲本事。对实际上很宏大又很具体的对中国的重新理解，从区域史、区域空间和发展时间上的再结构化等，时空一体化，压力很大，但幸亏念群比较善良，他比小一点，但经常给我很不规矩的发言，找一些借口，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空间，而且欢迎我来搅局，其实我是很乖的孩子，在泉州长大的人都知道我很乖。
我的题目从长远来看是空间的，我写过一些空间的文章和著作，但今天的发言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可能牵涉到历史学、人类学的一些认识方法的文化，这些认识方法经常与地方和普遍理论之间有关系。如果这点说清楚了，可能也是一个空间上的，念群说的那种超规模的空间定义，实际我不大喜欢空间这个概念，尽管我写过。因为空间概念，设想所有空间像这间房子，以前是没有人的，等待我们这些人进来似乎才被认识，我喜欢一个词汇——地方，以“地方”替“空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进入某一个空间时，那个地方一定是先有人了，就向我进到这个房间感到非常震撼一样，一个一个村民坐在这里，长得比我像知识分子，我想去诠释他们、认识他们，但他们已经有他们的意义世界，我有我从外面来的意义世界，我从外面来的意义世界跟内在于地方的已经有的意义世界的空间，空间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到社会科学里，我有点不大喜欢它。
我的讲座从民族志学术区概念引发于相关于中国人类学的思考。我要讲的事非常小，但跟新史学和今天的人类学有关系。这个事情是这样的：1990年不知名的苏格兰学术出版社和很著名的研究院史密松尼研究院出版社联合出版《地方化策略：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收入1987年1月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主编提出民族志学术区的概念，回应1986年出现于美国的《写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代表之作。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些不大对劲的，而后现代主义经常被我们认为跟新史学是不能分开的，有人说我是神经病，我神经病还好一点，念群老师被认为是“史学的后现代小生”，他长得比我帅，所以得了这个名。
这个书的出版有一系列历史动因前提，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方法是民族志在19世纪中叶由摩尔根在印第安人之中开始实践，通过成为他们的养自，允许进入他们的部落进行调查。从此以后经过英国泰勒写的一本基本手册，德国的波雅世（音）做了一些初期实践。到1920年代形成了一套现代派的方法，这个现代派方法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内涵，什么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围绕这三个观点产生差异的，无论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都是这样的。
第一点主要有材料，要有经验研究。第二点结构和整理地去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第三点要尊重被我们研究的那个人群。在1920年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快成为规范。此后，这样一种方法在英国的人类学家如大洋洲向非洲、中国、印度拓展。美国的人类学家是由美洲印第安人、中南美洲及南亚、太平洋到民社会拓展。法国人类学界是比较民族学，还偶然出现了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巴西研究者。战后出现了中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理论，苏联学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学理论，让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开始在培育自己的这门学科。
1970年代之后，出现了对现代主义人类学包括那个时候的现代主义史学的一些怀疑和批判，导致新民族志。有些怀疑值得我们去想，第一是说民族志的方法是在殖民主义高度发达的阶段出现的，但现代派的民族志并不写殖民主义这件事，而是写被研究的土著人的生活。第二点，在民族志和所有社会科学诞生的150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成熟了，我们研究并不管这些事，老是描述远方这个民族那个民族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新史学有这个危机，我们再说古代史的事情可能忘了东南沿海和西部早就被纳入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也就是所谓年鉴学派部落景观里去了。第三点是，现代派的民族志并不具有念群老师长期以来特别使用的福柯等人谈的问题，如权利，这里摆了一本《再造“病人”》，我看到“病人”两个字想到了我自己，这些人都是现代性的病人，福柯也这样，自己神经兮兮的，特别想研究，带着批判的眼光。这些东西在人类学的研究里没有被使用。
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即巴赫金，这是赵世瑜教授时常引用的人物，是俄罗斯伟大的学者，中文版有他的文集，从语言学和文学史甚至民族学，提出了“对话”、“狂欢”、“复调小说”的概念。战后，美国学者很喜欢跟对立派学习，虽然政体跟对立派是分裂的，但学者往往是喜欢对立派的，学习了巴赫金的很多东西，特别是对话和复调小说的概念。这样导致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地方化策略》这本著作，在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基于前面的这段历史研究被孕育出来了。
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有三个人物有比较大的贡献：第一是Clifford，他提出人类学的描述，民族志像中国的地方志一样，是一种描述性的作品，但跟地方志不一样的是它是跨文化的，民族志的来源是学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文本并不经常描述这样的对话是有问题的，就像历史学家只不过是在跟死人对话，但历史学家从来不说他已经死了，说做梦跟他对话了一番，我们研究活人，他们研究死人，Clifford在这上面有一些提法。第二个是Marcus，他经常写一些短文进行讥讽，利用年鉴派的史学因素说人类学研究的地方，在人类学家进去之前，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和过渡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世界都被归纳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商圈，描述是另外一个世界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反观世界体系的不合理，这些人都是左派的，美国学者比较左倾，所以他们会喜欢我们国内的新左派一类人。第三个是Steven Tylor，描述不应该看成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唤醒和表达事实，而且表达的应该是研究的人，不同于把一种人的理性主义的生活态度，甚至不用representation，而用"evocation"。《地方化策略》是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派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不是彻底不恰当，因为这本书的主编后来是我们系的老师之一，大学东方非洲学院的，他现在已经是老教授，当时40来岁，非常帅，他编过很多书，最早是利用福柯的权利和知识的理论进行研究，比美国这一帮后现代主义要早一些。前面说的三点批评，有一些不对，这些批评是在说作者和被写作的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做研究没那么简单，不是单方面自我与他者这样一个二元的关系，在座所有学者都一样，我们研究的对象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而且之间形成交流，杨念群研究什么、赵世瑜研究什么、我研究什么，我们有学者之间的交流，而且被我们研究的人也不简单，虽然那样一个简单的“他者”，被研究的“他者”，但这些人在世界上的不同空间领域，这些空间有各自传统，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地方人在打交道。
民族志的解释，永远是参照着很多方面，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参照，有时候是隐讳地参照，而且是在研究的区域里。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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