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赵世瑜：各位朋友晚上好！非常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而且是中秋节的前夕来和大家谈学术。刚才说，主办单位应该给我们的听众发月饼，一边吃一边听，这样比较有气氛。方主编和杨老师对这个主题做了一些介绍，我要讲的题目听起来有点矫情（《在空间中理解时间：无关新旧的历史学》），但不是有意针对新史学沙龙，唱对台戏。要说起来，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空间问题和新史学的确有直接关系，从20世纪开始来说，法国年鉴学派就特别重视跟地理学家的合作，研究的区域性很强，在特定的空间里讨论他们的话题。但我们所说的传统史学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空间的维度，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提到四大经济区；《汉书》开始有了地理志，从此把地理的内容纳入到史学的框架里来讨论；还有所谓地方史志的传统，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是谭其骧《历史地图集》里的明代图，我在这里划了一条红线。什么意思？南边的一条线是南岭，最西边到了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向上是往湘西的方向，从四川的南部一直向北，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向北到甘南，最后到青海的西宁。对这条线可以叫它"内边"，就是比较靠“里面”的边陲。
为什么用明代的图？因为明代地方设置采用卫所和土司的体制，二者合一，形成双重的或者二元的对于边陲的管控。在这条线上，就分布着许多卫所和土司。这条线上是有一个海拔的落差的，南边横向这一段是南岭，西边纵向的一段是青藏高原的东缘，中间连接的就是湘、川、黔、桂交界的那些山区，所以大体上是沿着山脉的走向。这条线以内，即往东往北，除去东北的地方，中间的地方就剩得很小了，跟南北宋分裂的时代比大不了多少，所以真正的核心地区，也就是明代的内地，是没有多少空间的。“内边”以内，基本上由朝廷控制，在这条线以外才是多族群杂居的边疆，可称之为“外边”。这样一个“内边”的存在，是因为各省交界的地区长期没有得到朝廷的有效控制，一直到清代，甚至清朝中叶湘西苗族还起来造反。当然，所谓内外之分是相对而言的，后代的“内边”就是前代的“外边”；另外，所谓的“边”，无论内外，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的，或者是从“中心”来看的，对于生活在这些大山地区的族群来讲，意义可能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来讲大山不仅仅是阻隔，也是通道。
所以，这张图为我下面的讲述提供了一个空间的背景。
下午讲座的主题是明清之际的史事，所以我们可以用明清之际的例子，放到这样一个空间的背景中。当我们具体观察王朝更迭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当我们去考虑王朝更迭的问题时，是不是能摆脱空间上的差异来理解这个事件？过去往往采取同质化的做法，不管是讨论哪里，反正是经过了一个王朝的变化，清朝打过来了，明朝完蛋。事实上，我们具体跑到这些地方去看，会发现有非常复杂的因素：
初，赤心等入广西，龙虎关守将曹志建恶其淫掠，并恶允锡，允锡不知也。或说志建，允锡将召忠贞营图志建。志建夜发兵围允锡，杀从卒千余。允锡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潜送允锡于监军佥事何图复，间关达梧州（《明史》卷279）。 镇峡关四面皆瑶，志建始至，稍以恩结之，颇相倚以安。及志建兵益众，遂陵轹诸瑶。永历四年秋，清孔有德来攻，舍永明县，由间道径趋关下。志建方督众力拒之，群瑶导有德自砦后绝壁下，众遂惊溃，士卒死者万人，志建仅以身免。有德收其精金百万计（《永历实录》卷10）。
无论是南明的势力、农民军余部，还是清军，无论是南明势力的内斗还是明清之争，都与南岭傜人的势力发生了关系。湖南和广西交界的地方，周围都是傜人，他们在这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为什么会介入进来？这与他们在明代的生存状况有怎样的联系？他们的介入对明清之际的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里就不细讲了。
我们可以在更小的空间里去理解所谓“在空间中理解时间”的问题。这个地方属于湖南郴州地区，南部的山里全是傜人，在中部的地区，明代时设立了非常重要的据点。我说民国修《宜章县志》的编者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眼光，是因为他把人群按照空间的来划分。怎么划的呢？他是按流域划的：
县中大姓，约略言之，黄岑水流域著姓什数，以李、吴、彭、曾为大；章水流域著姓什数，以杨、萧、欧阳、邓、邝、刘、蒋为大；武水流域著姓什数，以黄、李、欧、邓为大。黄沙则黄、李、彭、刘、程、蔡、杜、萧为之魁，笆篱则刘、谭、周、张、陈、曹、范、邓为之雄，栗源则陈、李、胡、姚、王、周为之杰。……城厢著姓，明时盛称卢、廖二氏，有“卢半学，廖半都”之谚。
看地图我们就知道，这三条河基本上在北部，即靠近内地、在县城周围的地区，所以这些地区是较早开发的，那里的人群也来得较早；而中部就是黄沙、栗源、笆篱这三个堡，呈倒三角形，栗源堡突出向南，非常明显地是个控制地方的布局。明代前期这个地方都是傜人住，有许多峒，到明代中叶成为卫所军户驻扎的聚落。这段话提到的都是移民，最南边的莽山和西山有很多傜人，即这里的土著，没有在这里提到。所以宜章县从北到南三个区域，分别是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群和历史，在这个空间里，构成了时间的序列；如果要想了解地方的历史是怎么发生的，要从空间里看人群的构成过程。
通过刚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可以在空间中理解时间或者历史的，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我们这个“空间与历史”的主题。前面说过，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然在主流上不太强调空间，但还是有对空间的强调的。不过真正对空间与历史的关系的讨论，还是在西方比较深入。我刚才提到过法国年鉴学派体现出来的对地理学的重视，其实还有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的讨论，比如空间本身是一种自然存在，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通常被作为尺度不同、大小不同的工具。但是学者们也会将空间作为人的创造物，从马克思到大卫·哈维，很多人都讨论过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讨论空间的建构等，与历史具有类似的特点，这些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后面主要讲讲在一个具体的区域空间中，社会文化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或者说，一个历史的区域空间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我们这一行当的学者做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举个例子，二三十年来，华南的朋友以珠江三角洲的历史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学习人类学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从眼前的景观出发，发现从广州出发，一直向南走，有三条路线，辨别出三个景观非常不同的区域。这些空间上的不同体现在以下这些要素上：
1，地理空间：里面/外面；2，村落形态：块状的村落/条状的村落；3，生计模式：桑基鱼塘/稻田；4，市场：城市乡镇/稻米市场；5，土地经营：地主/耕夫；6，宗族：大族/水流柴；7，信仰：正统化神明/无庙；8，社会等级：士绅/编户齐民/无籍之徒；9，族群：民/蜑。这些景观上的区别是在历史时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明初通过军事征服，对当地豪强的控制，把很多不同族群包括佃户变成军户，土地变成屯田；到明代中叶，在黄萧养乱后经历了秩序重建，以及重建之后国家对于户籍的整顿；再到嘉靖年间，礼仪改革、宗族产生，还有商业化；进入清代，由于清初的迁海与复界造成新一轮变化，粮户归宗、户籍制度改变、土地分类登记。这一系列历史过程，最终形成今天看到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观上的差别。
所以，通过今天观察地方景观的差别，倒推回去，找到形成这些差别的起点，然后再从这个起点梳理下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和我们过去的历史描述有联系、但却不同的历史解释。过去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和重要事情，也不再是一个脱离当时历史的情境来描述的，而是和所有我们在当地看到的历史上人的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
对这样的过程，这些学者称之为“结构过程”（structuring）。这样一个区域的结构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变迁过程，我们所做的，就是通过观察一个具体的空间，看那些结构要素怎么样在时间中一步一步加进去的。我们做区域历史研究是一点一点地做的，一个一个区域非常细致地收集文献，然后去发现新的问题。但区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从更宏观的、跨区域的或者超区域的视角提出更大的问题、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的解释呢？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共用的核心概念。我个人认为，“结构过程”大概可以看成是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区域内发现其结构过程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就是寻找结构要素是什么，在珠三角地区是这个要素，在其他区域和空间可能是其他要素，但都是构成本地历史社会结构的具体结构过程中的要素。然后再看这些结构要素在历史过程中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这是可以通用、可以共用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刚才介绍得非常快，非常粗，没有加以细致解释，但是我们刚才描述珠三角这样的结构过程，能够说得清楚，恰好经历了整个明清时代。明清之前，历史文献也记录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零零星星的事件，比如黄巢打到广州，陆秀夫背着南宋的小皇帝在崖门一带跳海，但基本上对于我们了解地方社会没有太大帮助。但其他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在其他很多地方，不管是通过文献还是考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和历史的层累。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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