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玛蒂尔达﹒克雷布特里 本来想和她父亲玩一个恶作剧。她的父母外出拜访朋友,凌晨一点才回家。玛蒂尔达计划那时突然从壁橱中跳出来,大叫一声。
可是鲍比﹒克雷布特里和他太太以为玛蒂尔达当晚不在家里,而是和朋友们待在一起。鲍比进屋时听到一些声响,于是他抄起一把小口径手枪,走进玛蒂尔达的卧室一探究竟。这时玛蒂尔达突然从壁橱中跳出来,鲍比朝女儿的脖子开了枪,她在12个小时之后死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只要我们承认枪是可以打死人的,鲍比是会使用枪的,玛蒂尔达处在射程以内,那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父亲的确亲手杀死了女儿。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父亲竟然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女儿,鲍比自己肯定也不能接受。但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形下会不会开枪呢?我想会的。因为虽然是大脑下达要不要开枪的指令,但在大脑蒙了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会不由自主地扣动扳机先斩后奏的。
事情出来了怪罪手指,似乎有点无厘头不正经,那就怪美国法律,谁让你们允许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呢,看!什么什么的,人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来。这样的言论既可以满足兴灾乐祸的心理,又可以借机发泄排美爱国热情。跟鲍比的手指失控一样,这样的反应就是嘴巴失控。鲍比的手指失控是因为大脑僵硬蒙了,这样的嘴巴失控可能是因为大脑发热糊了。
我们就用没糊的大脑的一小部分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美国人真的这么傻吗?肯定有很傻的,哪国都有,但美国法律可是美国人中的人精们制定出来的,难道他们的目的是杀死自己的同胞?果真如此,我们可以高枕无忧矣,再也不需要把美国当作敌人了,因为他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消灭了。我们袖起手看就行了,临了还可以吹吹牛皮,说我们把美国人给看死了。就此打住吧,不然剩下的没糊的大脑也会烧糊的。
法律是大事,我等草民不便妄议,就谈点小问题吧。同时也给那些除此之外就没话可说的人留点话去说吧。
不得不说,鲍比开枪开得太早了。不是早了,是太早了。还没看清对方是谁就稀里糊涂地开了枪。如果对方是个陌生人,就可以开枪了吗?还是早。要看这个陌生人是干什么的,是流浪汉饿得不行了进来找点吃点呢,还是进来干坏事的。如果是个坏人呢?就可以开枪了吗?还是早。要看这个坏人拿凶器没有。如果坏人拿着一把刀呢,就可以开枪了吗?还是早。如果拿的是个像枪一样的东西呢?那要看是真枪还是塑料木头做的玩具。如果是真枪呢?要看枪口朝向地面还是人。如果枪口有朝向人的走势呢?可以了,开枪吧。注意最好先打对方的身侧,看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吓得把枪扔了,或双手举起作投降状,那就缴枪不杀。如果没有投降的意思,那就打不致命的地方,如果枪法做不到指哪打哪儿,那就打到哪是哪儿,不管了。
鲍比省略了这么多环节,堵住了女儿一个又一个逃命的机会,美国法律可能拿他无能为力,但他自己可能很难放过他自己。可怜的鲍比,如果之前你听过中国作家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就好了,说: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到:“什么也没有。扁还没有挂哩。”
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冲突多少伤害都是发生在“扁还没有挂”之前呢?我们往往为一块不存在的“扁”吵得热血沸腾,闹得如胶似漆,打得难解难分。鲍比来的倒是干脆,不吵,不闹,不打,一枪要了女儿的命,根本等不及女儿得意地挂出一块不打自招的“扁”——上面写着两个字:是我。
玛蒂尔达高估了父亲的能力,也忽略了想象在现实面前其实不堪一击。鲍比大概也不知道蒙田的那句话: 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蒙田之所以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经常做这样的傻事,经常在对一件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做出一个斩定截铁的判断。鲍比的失手就源于他对自己一系列的判断太过自信了。他不知道我们的判断受制于我们的能力,而我们的能力在事实面前总是羞愧难当。
玛蒂尔达无视现实,一厢情愿地用自己的想象把现实包裹起来,结果现实不领情,一使性子,她的想象碎了一地,再也收不起来。现实有个怪脾气,它不接受外来的想象,只认可由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想象。如果想象一意孤行,对不起,现实会翻脸不认人,让想象死的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