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发现】—士大夫汪曾祺

他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折磨，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以平静旷达的心态创造了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本期人物发现，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走进他的“凡人小事”。 汪曾祺, 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熏陶，对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都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记忆里的人和事，在纯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波澜壮阔的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领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切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与高峰。 他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他的散文就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纯洁的爱情，正是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温馨、清雅。 汪曾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属科班出身。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他，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 “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努力建构作品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而不是一味追求新奇浮夸，反映时代的最强音 当今社会，由复制技术造成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相反，真正的美存在于个体生存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包含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他的作品虽然间或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意趣，但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