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哥哥——作者殷夫

《别了，哥哥》 写于1929年“四·一二”事变两周年。那时，19岁的诗人已经历了1927年“四·一二”和1928年夏的两次被捕。第二次出狱以后，殷夫离开了同济大学，专门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的工作，过着职业革命家的极端穷困生活，并断绝了与家庭(主要是大哥)的联系。 《别了，哥哥》和这一时期所写的《血字》、《意识的旋律》、《上海礼赞》等7首诗，由“左联”**钱杏村(阿英)加了《血字》的总题，编入1930年5月出版的“左联”刊物《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刊物发行后，被***当局查禁，另改名《海燕》出版。同期刊物上还刊出了殷夫关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速写《“March　8”s》和另一署名Ivan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1930年3月11日作)。《别了，哥哥》和《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主题相同，而分别以诗和散文的形式写出。尽管写作时间相隔近年，但主旨如一，相互参阅，可以加深理解殷夫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及诗人为何要把“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儿”割裂，与代表敌对阶级力量的兄长决裂的深刻内涵。 殷夫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徐培根比殷夫大15岁。大哥早年就读于杭州陆军小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学生队”，以后又入保定军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父亲逝世后，大哥任杭州的浙军中校参谋，负起兄长的责任，对幼弟备加照顾，将弟弟送到上海读中学。所以殷夫在诗中开头就称：“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对哥哥过去诚意的教导表示感激。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大哥已是显赫一时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使殷夫能从他那里探听到事变即将发生之消息，但当殷夫接受上级领导的任务，再去司令部找他时，司令部已离开上海。第二天，就发生“四·一二”事变，殷夫在浦东中学，被一位***员告密，逮捕入狱三月，几乎被枪决，后经大哥保释出狱。1928年，大哥去德国留学之前，资助倔强的弟弟进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哥哥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弟弟的理想，走他同一的道路——这就是殷夫诗中所揭出的“在你的一方，哟，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随着1927年“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深入，昔日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变成篡夺革命成果的敌对力量，戴着纸糊高帽的统治者成了屠杀人民的元凶。统治阶级刮起的血雨腥风以及政治目标的完全不同，导致了连接着兄弟情谊的纽带的断裂。殷夫在1928年第二次被捕出狱后几个月接到大哥从德国转来的信，——“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年轻的诗人在深情地回顾“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既写了有浓厚手足之情的大哥对他的爱抚与培植，更抒发了面临严酷现实的感慨：“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对哥哥的来信“相劝”，作了断然的回答，他不能听从哥哥“指示的圈套”，尽管那很容易获得一切的赐予——“从名号直至纸帽”。 《别了，哥哥》是一首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诀别的宣言。他用铿锵的声音断然回答：决不要那“纸糊的高帽”和“荣誉”的“名号”，宣告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他要做普罗米修士，“不怕天帝的咆哮”，不怕“黑的死，和白的骨”，只望为劳苦群众的解放——“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两年以后，1931年2月7日，年轻的诗人以生命和鲜血履行了在19岁时写下的战斗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