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华润,商业传奇》系列1
红色华润 作者:偶遇
华润,中华的“华”,润之的“润”,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从名字里就能看出她不同凡响的出身。华润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承担了特殊的使命,其历史是我们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润的前身,无论是在上海的米店,还是在香港的“联和行”,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交通站,承担党交给的革命任务。一方面开展党的地下联络活动,另一方面为党筹集经费,采购重要物资物品。联和行还是解放区对外联络和贸易往来的重要窗口之一,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将募捐来的款物运往内地。
1931年的一天,上海南京路附近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小心翼翼地抽出两根金条交给秦邦礼,嘱咐他以这两根金条做资本,为党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秦邦礼曾化名杨廉安、杨琳,是我们党前领导人博古的胞弟。秦邦礼用陈云给的这两根金条,迅速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米店,后又用米店赚的钱开了家具店、糖坊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1938年,我们党在陕北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困难。经中央同意,秦邦礼于1938年秋天奉命到香港以三万港币为注册资金,开办了“联和行”,作为我们党在香港的联络站。秦邦礼充分利用自己卓绝的商业才能,纵横捭阖,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源源不断地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8年,秦邦礼将“联和行”改名为“华润公司”,由中央直接领导。与此同时,***决定将党在香港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此后又陆续将在香港的几家贸易机构全部划归华润旗下。
解放战争时期,联和行打通了香港与内地沿海的贸易通道,积极发挥贸易支前的作用。人们都说,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可是小车里装的军需物资是哪里来的呢?正是华润提供的。
1948年底,为了适应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华润公司购买了一艘3000吨的轮船,命名“东方号”,自此 “华夏航运公司”在香港诞生。华夏公司的多艘货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内地沿海之间,把解放区的物资运往香港销售,又在香港采购解放区所需的货物。
从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广州、海南,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采购的物资就运到哪里。华润还为解放区的城市运去大批的粮食、棉花、煤炭、机器、印钞纸、新闻纸,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平抑了物价。
除了完成交通站的职责使命外,华润以其他各种非军事方式支持着内地的革命,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央视《百年信物》节目,讲述了杨廉安穿着特制马甲护送资金的故事。1941年,****,一直为前线抗战筹集资金的联和行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而联和行暂存的大量资金和一家妻儿老小的生命安危,都是摆在杨廉安面前的难题。杨廉安做出了艰难而壮烈的选择,他让妻子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和自己年迈失明小脚的母亲,领着一家七口与难民一起逃离香港。一家人从此失散多年。
杨廉安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件特制的马甲,把所有现金卷成小卷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里,将沉重的马甲穿在身上,装扮成难民、乞丐、和尚,从1942年的初春走到深秋,从香港一路跋涉到重庆,行程八千里,最终衣衫褴褛地走进***的办公室,把分文未动的资金交给了组织。最终,联和行的这批资金转送到了延安,给抗日军民带来了极大鼓舞。
在三大战役的隆隆炮火声中,华润先后把蔡廷锴、章伯钧、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安全送抵解放区,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8日,经华润公司策反,招商局货轮“海辽”号起义。“海辽”号从香港绕行公海,经过几天的航行,行驶至解放区大连。1949年10月1日,“海辽”号成为新中国第一艘挂起五星红旗的海轮。毛泽东打电报给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表示祝贺和嘉勉。
在“海辽”号首举义旗的带动下,国民***航空和中国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招商局香港船务局13艘海轮相继起义,起义的13艘船只后来成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家底。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海辽”号被印在了第二套人民币伍分面值的纸币上;今天,这款纸币已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它仍诉说着这段光荣的历史。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伴随着红旗漫卷神州的节奏,中央决定印制统一的凹印货币。而印钞专用纸张需要进口,华润遂担负起了购买印钞纸的任务。从香港到东南亚,从英国到美国,从现货买到期货……不计其数的印钞纸装上华润的商船,伴随着解放军南下的步伐,运往一个又一个被解放的口岸,为新生的政权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围堵,华润则是以贸易突破封锁的桥头堡,展示出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开国大典那天,华润人早早守候在收音机前,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在香港的他们同一个时刻欢呼起来,热烈地握手拥抱,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流下热泪。1949年,由华润为主体的“港管委”成立,统一协调管理中央在香港的企业。
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物资,香港和国际社会也需要内地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等,华润通过各种物资贸易顽强地助力新中国生存、抗美援朝与建设大业,也责无旁贷地成为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华润贸易额一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曾经是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
建国初期,棉布极为短缺。不法奸商囤积居奇,导致棉布价格大幅上涨。陈云领导的中共中央专门小组,依托华润等企业,打响“棉纱之战”。首先组织充足货源,抛售纱布,引诱投机商重金吃进;进而低价抛售,逼迫投机商“割肉”售出高价屯积的纱布,从而稳定了价格。
与香港反华势力斗争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一个国庆节前,华润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要尽量发动香港工商界在国庆日悬挂五星红旗。许多香港商会和团体,因利益受限于港英政府或迫于当时的形势,有浓重的观望心态。华润从华商总会入手,积极登门做工作,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何香凝老人的助力下,成功说服华商总会,总会及所属会员单位的写字楼、工厂、门店在国庆当天全部悬挂五星红旗。1950年的国庆日,香港街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上世纪50年代,华润参与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时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负责组织首届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华润公司负责对外客户邀请。经公安等部门同意,当时盖有华润公司印章的邀请函就可以作为签证,商人可持邀请函进入中国大陆,而后办理签证手续。1957年4月,第一届广交会开展,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此后,华润一直担任广交会邀请华商和外商的任务,直至1994年将这项工作移交广州外贸中心。
“三年自然灾害”中,严重的饥荒席卷整个中国。为解决粮食问题,***决定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紧急进口粮食的任务,再次落到了华润肩上。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高度敏感。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新生社会主义大国因为饥荒要向西方国家购买粮食,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不仅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会轰动世界粮食市场,因此,这是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绝密任务。
面对这场智慧和心理的大考,富有贸易经验的华润人不动声色,沉着应对,通过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产粮大国多轮周旋,顺利签下了购粮协议,将1300万吨小麦源源不断运回国内,帮助共和国捱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岁月。为了节约外汇,他们甚至自带面袋去加拿大装粮。由于工作出色,华润获得外贸部电报嘉奖。
70年代,“以贸易促外交”成为华润的工作之一,不断为国家拓展空间。华润发挥地处香港的优势,通过与泰国、菲律宾开展石油贸易,推动中泰、中菲建交。外国官员华润为媒介与****接触、交流。到1972年6月,已经有54个国家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相关机构。各国驻港领事馆都知道华润是代表中国的;华润也利用每年“国际酒会”的机会在香港招待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1979年,中美建交,首批重返中国的可口可乐3000箱产品由华润运抵北京和广州。
改革开放以后,华润积极发挥窗口作用,大力推动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华润一方面将代理的国内商品带到香港市场,并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引导大批香港企业家到内地考察、采购、投资。华润在广东首创了“三来一补”模式,推动了有关部门总结经验、形成相关政策推广全国,开启了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先河。
保障香港市场供应,始终是华润的重要使命,也是日后华润发展起庞大的零售和民生消费品产业的基础。从1962年开始,华润即承担起内地鲜活冷冻商品供港“三趟快车”的运作,保证香港的食品供应。1973年,东南亚国家粮食大幅减产,引起香港米价飞涨。华润紧急调运内地大米对港供应,缓解香港粮食危机。
港澳地区人多地少、人口稠密,生活物资和市场供应只能仰仗祖国内地解决。当时没有我们今天的冷链仓储运输,也没有专列或专用车厢,鲜活产品只能当普通货物运输,途中牲畜、家禽的病死率很高。当时的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拿出了一个“快运方案”,先后开行武汉发车的“751”、上海发车的“753”、郑州发车的“755”,做到沿途定时定点加水、加冰、上青饲料,凌晨抵达,以鲜活商品供应香港早市。
“三趟快车”只是解决了活物运输问题,当专列抵达深圳北站以后,分销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华润要负责把货物尽快地批发出去。由此,华润培育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和数以千计的稳定客户。1964年5月21日起,铁道部又加开一列不定期的757次快车,专门运送东北、华北、西北的鲜活商品,北京的水蜜桃、宣化的葡萄、天津的大白菜、兰州的白兰瓜、新疆的哈密瓜等,都能及时出现在香港市场上。
1997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听说了“三趟快车”女子押运队的故事,深受感动,决定亲自押车,走近这些平凡、朴实的押运员。年近花甲的吴仪,冒着南国的酷热和阵雨,登上运猪的车厢,全然不顾车厢内又热又臭,很随意地坐在饲料袋上,与押运员聊天,实地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并为她们排忧解难。
从1962年至今,无论是在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在动荡的“文革”十年,即使出现塌方等道路安全事故,或是洪涝灾害、疫情肆虐, “三趟快车”始终风雨无阻,有力地保障了香港市场民生供应,被港澳同胞亲切地誉为“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