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三、深圳是这样崛起的
搬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是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项大工程。可刚刚开工，就遇到了种种人为的难题，任仲夷不得不亲临现场疏通。
正是从这个问题中，他又觉察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特区的领导班子还不够强有力，只靠这些干部打不开局面，更别说“杀出一条血路”了。经与省委领导刘田夫、梁灵光、吴南生等人协商，决定马上调整。
经多方考察，他认定省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是最佳人选。
身材魁梧的梁湘是军人出身，新中国建立之初跟随***南下接管广州。此人不仅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实干家，还十分熟悉城市管理和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溢着一种饱满的理想主义激情。
但62岁的梁湘毕竟是一位老资格的省级干部，而且性情刚烈如火。他明确表示不去深圳，愿意继续留任广州。
反复谈话，梁湘仍然不情愿。不少资料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都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情节：梁湘曾为此事与***大吵一架。这应是笔误或者是以讹传讹，因为***此时早已离开广东、赴任京城。如果实有此事，吵架的对象应是任仲夷。这的确是一个颇具戏剧性且无比珍贵的文学细节，只是缺少鲜活文字的详细描述。采访时，我曾多方刻意搜寻，但因为两位当事人俱已作古，当时无人在场，笔者又不能妄自虚构，所以只好无奈地望风而叹了。
不过，任仲夷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再一次约见了梁湘。
这一次谈话时，任的秘书琚立铭正好值班。
那是1981年1月的一天晚上，心事重重、闷闷不乐的梁湘走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这可以从他憔悴不堪的脸色中看得出来，也可以从他拖沓沉重的脚步中听得出来。任仲夷微笑着从座位上走出来，与梁湘握手后，又亲自为他沏了一杯热茶，而后就随意地坐在了旁边的一把竹制藤椅上。
琚立铭回忆，直至凌晨时分，任仲夷的办公室才开门。他进去的时候，两人的正式谈话已经结束，原本诙谐幽默的梁湘又回复了本性，似乎刚刚讲了一个广州时下流行的笑话，撩拨得对方猛然“哈哈”大笑起来。任仲夷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着。雪亮的灯光下，浑圆的银白色的笑声在四壁间清脆地撞击着、回响着，头上的丝丝白发也仿佛是一绺绺导电的钨丝，闪烁着明晃晃的辉光。
1981年2月，梁湘慷慨赴任。
随后，任仲夷又从各地选调一批德才兼备、专业对口的精锐干部，为深圳特区打造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领导班子。
自此，深圳特区建设驶入快车道，开始上演一幕幕惊天活剧！
但是，一切都在试验摸索。樊篱重重，荆棘遍野，跨越常规，冲破体制，特事特办，很多创举连最高决策层也无法明确表态。这一切，就使得深圳道路显得格外的血腥和惊险。
要加快发展，就必须面向世界招商引资；要招商引资，就必须提供诱人的优惠政策。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对此，梁湘的“蚂蚁理论”十分明确：只有让第一批蚂蚁尝到甜头，才会引来更多的蚂蚁。无疑，这其中，土地问题最为敏感。梁湘上任不久，深圳特区政府经过相关立法程序，制定了特区土地管理法规，允许外商参与开发土地和兴办企业。这项法规，于1982年1月1日起正式颁布施行。
法规刚刚出台，便引起国内震惊。传统封闭的国民意识如何能够承受这种“卖国行径”呢？一时间，舆论如鞭似刀、黑云压城：“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是卖国贼！”……正在这时，中央针对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斗争，而深圳又深陷其中。更令人惊骇的是，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白头文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矛头直指深圳。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在高层会议上，某领导人甚至声言“要收回失地”，“要杀一批头”。果然，不久，广东海丰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就被枪毙了……
向来敢说敢干、敢冒风险的硬汉梁湘，此时也胆怯了。他常常紧锁双眉，沉默不语，缓缓踱步，狠狠抽烟。
梁湘当年的秘书邹旭东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这气氛最为肃杀的一个多月里，平时很少亲临的任仲夷竟然连续三次来到深圳，时间分别是2月2日、2月18日和3月6日。每次到来后，他都要与市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见面、谈话。
针对北京方面和理论界的质疑，他旗帜鲜明地对大家说：“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地回答：不会！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主权才能办特区，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谈话之后，重点就是与梁湘谈心，消释他心底的顾虑。最后一次谈心是在任仲夷下榻的宾馆房间里，关着门，吩咐谁也不许打扰，一直进行了3个小时。
两人具体讨论了什么内容，谁也不知，但送别任仲夷的场面，大家都印象深刻：两人紧紧握手，相视无言，一个笑靥如菊，一个满面春风。
从此之后，梁湘如释重负，依然故我。
地球人都知道，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深圳以她特有的“深圳速度”，从一片偏僻的小渔港蜕变成为一座繁茂的大都市，成为面向世界的最靓丽的东方传奇！
几年后，67岁的梁湘悄然卸任。站在市府大楼门口，面对着近千名依依不舍的深圳人，他满眼泪花，哽咽着说:“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那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但所有的人都黯然不动，任凭冷雨浇淋。梁湘汪然出涕，猛地扔掉雨伞，双手抱拳，大声鸣誓：“我在此先立下遗嘱：死后骨灰安葬在梧桐山上！”说到这里，整个深圳泪流滂沱、号啕失声。
历史已经证明，梁湘，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而成就梁湘的人，正是任仲夷！
他们之间肯定有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只是可惜无法探知了。采访中，任仲夷家属曾透露一个细节，时时让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后，梁湘病重，80多岁的任仲夷不顾年老体衰，多次亲趋探望。病危通知书下达之时，任仲夷正在医院输液。听到消息后，他马上拔掉针头，执意让家人搀扶着，赶到病房。四只大手紧紧相握，无语凝咽、老泪纵横……
在采访中，我还听到一个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腾飞的同时，位于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业区也以惊世骇俗之举引起社会瞩目。蛇口工业区隶属交通部，管委会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干部，曾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务副总经理。此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任仲夷经过多方考察后，深知袁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考虑到特区工作过于繁重，而梁湘又身兼两职，他便以组织名义向中央推荐袁庚拟任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央组织部经过相关程序后，同意省委意见，并决定颁布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试验刚刚全面启动，自己不愿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与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无意为官，决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做一些实质性的探索。
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后，理解并同意了袁庚的请求。后来又反复向***解释，最终收回成命。
不久，任仲夷主持省委**会，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皇冠，那么蛇口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让，相得益彰，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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