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私营经济”诞生
那一年,24岁的青涩男孩郑炎潮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专修经济学。
这时候,他用自己的眼睛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广东现实之间竟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界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超过这个数目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其性质是资本家剥削。根据这个论断,1980年出台的中央“75号文件”对个体经济的帮工和学徒数目进行了明确限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但是,广州的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几百年通商口岸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厚的经商传统,政治气候稍稍回暖,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户已在街头巷尾星火重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与港、澳地区联系的增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进入,以服装、皮具、电器、餐饮等行业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营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雇工数目何止8人,有的已经突破80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呢?他们都是新兴的资本家吗?
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官方理论界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说法,言辞甚是霸道,甚至杀气腾腾。他们说,个体企业的再扩大就是私营化,而私营化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在这时,1981年12月30日,***又出台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舆论界更蔑称其为“盲流”。
面对这种现状,郑炎潮特别迷茫且担心,但这个课题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悄悄地列出一章,进行专门探讨。他走街穿巷,对广州市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企业进行了大量调查,并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定义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这个概念太敏感、太越轨了。
论文答辩前夕,导师明确告诉他,这一章必须放弃。如不放弃,答辩肯定不能过关,他也不能毕业,更分配不了工作。
郑炎潮特别痛苦,也特别不甘心。这时候,他偶然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特别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最近曾要求广东学术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于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这一敏感的章节单独抽出来,用平信寄了出去。
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任仲夷的电话就来了。
任仲夷的电话,亲自打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说要找小郑。办公室人员根本不会想到对方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就说小郑不在,有什么事我们转告吧。任仲夷说这个事可没法转告,我要和小郑本人见面谈谈。于是,省委第一书记就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请郑炎潮晚上联系。
那一天晚上,这个平时羞与人言的农家小伙子,忐忐忑忑地拨通了省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您是任书记吗?”
“是啊。”
“我是郑炎潮。您打电话找我吗?”
“是啊。我打电话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么事吗?”
“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感觉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
“好啊,我也想请教您啊。”
“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是我请你的嘛,怎么能让你自己来?”
郑炎潮的心激动得“嗵嗵”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书记的专车到学校接他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就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解释着,坚持要自己去。最后,任仲夷只好同意,并约定明天下午3时,省委办公楼三楼办公室见面。
谈起那一天,郑炎潮永远记得。
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院,而且是面见省委第一书记,对于这个乡下出身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离奇了、太紧张了。当走进那栋神秘的办公楼时,他愈发地双手颤抖、心如撞兔。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着。当郑炎潮明白这一掌温暖、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时,心底那一只惊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见了,他猛地感到面前这位慈善的老者,极像自己乡下的父亲。这位慈善的父亲告诉他,自己46年前读大学时,专业也是经济学,自己也曾对理论感兴趣,后来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
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
郑炎潮不知道,此时的任仲夷正在被“陈志雄事件”困扰着。
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沙浦公社社员,1980年承包鱼塘141亩,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承包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广东省委认为“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应大力推广。但在1982年初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认为,陈志雄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明显。于是,新华社某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写了一份内参,引起高层重视。几天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的批示送到了任仲夷面前:“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偏离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这个批示,无疑是下了一道讨伐“雇工”令。
恰逢此时,任仲夷收到了郑炎潮的来信。
郑炎潮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任仲夷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接着,任仲夷深深地叹了一声:“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啊,有风险。”
“是啊,导师提醒我有麻烦,答辩可能过不了关。”
“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
“我没有反啊,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
“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
窗外的木棉树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
谈话时,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抚摸着郑炎潮。据不少见过他的人说,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双凸出的大眼:愤怒时猎猎如火,静思时深邃如渊,兴奋时明亮如灯。“文革”期间,***画漫画,就抓准了这个特点,三笔五画,就是一幅肖像。多少年后,郑炎潮依然铭记着那一双慈祥的眼睛,热热的、亮亮的,像一盏灯,在他的心底温暖了几十年。
这次见面之后,郑炎潮的论文答辩顺利过关。毕业后,他也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直至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
这一年,广东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雇工问题的大型研讨会。由于是国内理论界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敏感话题,立时引起社会关注,中央有关部委也派负责人前来参加。经过激烈争论后,会议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里,雇工经营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对雇工经营应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会议还进一步认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矛盾,要多作调查研究,对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要多看一看,不要操之过急,更不应动辄指责和取缔。
这一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于是,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番禺易发商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广州成了个体私营者的天堂,成了试水者、冒险家最早的乐园,大街上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批发商……
喇叭裤、牛仔装、运动鞋、电子表、计算器、烫发头、迪斯科、邓丽君……“广式潮流”引发的蝴蝶效应,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为正在从动乱和贫穷中走出的10亿国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缤纷的时尚之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已经超过500万人。
这500多万名个体私营企业雇工,连同“三资企业”里的数百万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轮中国民工潮,汹涌澎湃,直至今天。
他们为传统的中国带来了时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