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报告文学)
作者:李春雷 朗诵:海之魂
三十年前,刚刚20岁的他从成安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30里的东马村小学教书。
半扇土砖炕,两间黄泥棚。窗外是昏昏黄黄的田地和说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再远处便是迷迷离离的雾气了。也许是从小就当放羊倌对着满坡的羊儿沉思惯了,他默默地随着悠长的钟韵生活着,象田垄边一株随太阳起伏而自然开合的打碗碗花。全校50多个学生,分5个年级,每天7节课,忙碌碌,他却意外地在孩子们的哭闹声中听出了乐趣和默契。
第二年腊月二十七,是他结婚的日子。新娘见他呆头呆脑,疑心是痴傻。果然,新婚之夜,天刚发亮,他就赶回学校了。一去半年,捎信也不回来。媳妇怒火中烧,只得回娘家居住,闹起了离婚。
三年后,他调回本村小学。二十余间低矮的平房,二百多个毛头毛脚的孩子,一口斗大的铜钟挂在树杈上。钟声起起落落,在校园里悠悠回荡。生活,随着小村迟缓的节奏,悄悄地爬行着。
他住在学校一间小土屋里,桌上放着一盏沾满油污的煤油灯。青幽幽的昏光,涂得四壁辉煌。他每周四十节课,工资少,又不挣工分粮。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的“低指标”时期,不少国家工作人员都自动回家了。
父母劝他:“你连媳妇也拢不住,干脆回来挣工分吧。”
他摇摇头,不舍得。
说也怪,也许是庙远妖气小,外边的历次运动并没有对这里造成多大冲击。即使在“文革”期间,他所在的小学也是风平浪静,而他负责的班又总在全公社考第一。
每天凌晨,天蒙蒙亮,他便起床了,把院子扫一遍,把全校的门窗和桌椅们检查一遍。上课了,孩子们看见他走进门,便都站起来,整齐地高喊:“王老师好……”而后静静地坐下。于是,他眯眼,仰头,背手,开始讲课,说学逗唱,仿佛一个相声演员;下课了,或晚上,他就钻进自己的小屋,唤来三五个调皮学生“吃偏饭”,语重心长地唱起了三娘教子;每到星期天,就提着铁锤,拿着劈刀,去教室里修理桌凳。“咣咣当当”中,他又成了木工师傅;最有趣的是雨天过后,他攀上房顶,左手持瓦,右手提泥,小心翼翼地查漏补缺。这时候,又俨然一个泥瓦匠人了。
妻子和他赌气7年整,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傻倒是不傻,只是呆和痴,心里只有学校,并没有别的心思啊。况且,孩子们那样喜欢他,还是个不错的老师哩。罢罢罢,她叹了声命薄,痛哭了一阵子,毅然决然地回到婆家。第二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1978年,学校原来的老校长调回县城,而别人又不肯来这个穷地方,于是,上面就让他负责了。这一来,担任校长的他更忙了。
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更加重视教育,这才发现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于是,他出名了,县乡两级连续表彰,地委、行署、团地委、教委也相继命名。“省园丁”奖已评过四届,而他竟然连续三届榜上有名……
他的名字越传越远,飞出了成安,传到了远在市里的我的耳中,勾起了我莫名的好奇心。于是,我骑着自行车,从乡间窄窄的小路上,碾过凉凉的秋草,赶到这里。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中等个头,精瘦,面色黧黑,头上荡满粉尘,穿着一身手制的单衣。他言语讷讷,似乎有些迟钝。
只可惜,学校里正在盖新房。若非,那累累的残迹或许会给我提供更多的素材和思索。
校园里,学生们正在上课,一扇扇窗户里是一涡涡明亮的安谧和肃穆。树上的铜钟支着耳朵,在风中静静地谛听着时间的流动。
这里,真象一个世外桃源。
走在小街上,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两边的房子大都是土棚泥舍。这里,还没有脱贫。据介绍,小村处于苦水区,地下水源不足,交通又不方便。现在已经是80年代后期了,村里还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在他的家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身材略矮、脸庞红紫、快人快语的中年妇女。显然,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贤妻良母。
自从女儿出生后,她也理解了他的禀性。她只好抱着女儿,在长长的夜里,纺着棉花,熬着无涯的孤独。有时,剁着猪草,泪水就唰唰地下来了,心里叹几声命苦,再骂一声狠心的他。他一年三百六十天不在家里住,只在吃饭时间回来一次,也不过十分钟。而他的家离学校也不过一百米。小女儿会走了,攥着拳头摇摇晃晃地走到他面前,又惊惶地折回去。他真是个傻瓜、呆种,从来连一句安慰话也没有,他不会。女人的心,难道还有别的要求吗?
儿子大了,要盖房子,他不操心。她只好跟着拖拉机,到100多里外的地方去拉白灰,风把脸打肿了,灰把眼迷红了。需要木料,他也不管,她只好又跑到50里外的临漳县城,一根根地从圆木堆里捡出来,把手指都磨破了。动工了,木匠们问她:“你家男人呢?”她强含泪,气急地说:“死了!”
她恨他,但她也最明白,他是好人,天底下最好的人!着急的时候,她对女儿说:“别喊他爹。”“你没有爹!”可做完饭后,她往往又遣女儿,把第一个出锅的热腾腾馒头送到学校。
他的大女儿也在本村学校当民办教师,前些日子休产假生下一个男孩。亲家大办了满月酒宴,按常理,他这个姥爷应该坐上席,可人们左右等不来,直到天黑。人们把饭菜送到学校,见他正在新教室里用砖铺地。第二天,他终于拿着提包去看闺女了。女儿十分高兴,吩咐女婿备酒备菜。可谁知他打开提包,竟都是课本。原来,他是来催促女儿早日去上课的。女儿哭了,别人生孩子都要休息半年,她才刚过一个月啊。好狠心的爹!
是的,他是太不近人情了,但他也有着自己隐秘的情感,只是别人不易体察。
他每月总把工资如数拿回去,身上从不装零花钱。他从没穿过凉鞋,也从没买过衣服,更没有喝过一滴酒。只是由于工作习惯,每天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岗南”烟是他一生最大的奢侈了。近一段,学校重新翻盖,他操心上火,牙疼病发作了,半张脸肿得象一枚桃子,火辣辣地疼。夜里更不能合眼,便跪在被窝里,头拱着枕头。仍是忍受不了,只好在校园里来回转圈。这时候,他想起了妻子,他多想向她诉诉苦,哪怕在她面前**几声,这样,疼痛或可减轻几许。可回到家,窗户已经黑了,听着她劳累一天后发出的酣畅的鼻息,他只好悄悄地退了回去……鲍大娘,你能体会得到你男人此时的心情吗?
他的小屋,在校园的中间,又低又小又背太阳,夏天里闷热如蒸,冬天里冰冷似铁。里面有一个土炕,20多年来,他就睡在这里。日月沉浮,春秋更替,他的不少学生考上了大学,住进了城市高高的大楼里,而他还是这样伴着一盏孤灯,对着长长的黑夜,燃烧着永不倦怠的信念。
树上的那一口铜钟,就是他的生物钟。那悠悠的钟韵,是他的一切,响了那么多年,叩醒了清晨,摇落了黄昏,永远是那么清脆悦耳。也响在他的灵魂里,给他的生命蒙上了一层执着、单一、神圣的色彩。
学校,是他一生的使命和归宿。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才会找到真正的他。这大概也就是他在妻子面前呆傻、在社会上愚笨而在学校里是圣者的缘故了。
说也是,家里责任田的边沿他记不准,可全校356 个学生,他全部能叫出名字;妻子病了,他手足无措,可无论再乱的班,只要经他调理一番,总能在全乡考第一。躺在小屋里,想着学校里角角落落的事情,他象上瘾着魔似的,永远也琢磨不够。只有在过年时,满村的炮仗响稠了,他才能安稳地躺下去,紧紧关闭小屋,揿灭灯,甜甜地睡上一觉。因为,这是他一年中最安静、最放心的时候……
多少年了,他就是这样,点燃着自己的生命,照亮了一批批学生的人生。
房子破了,铜钟锈了,悬钟的梧桐树粗得已经抱不住了,他的脸上也爬满了蚁群般的皱纹,头上覆满了枯草般的白发,显出了垂垂老态。
看着他,我心中不禁一阵阵内热。问他岁数,他伸出一把手,满不在乎地说: “五十一了!”
哦,这可怜可悲可爱可敬的人啊!30年来,他是怎样隐忍着自己,把全部生命都投注这里以致达到如此痴迷的地步啊!
采访的时候,我总想让他尽量把这一切多多地叙述出来,无奈他的嘴巴总是表达不出我的急切。而他的妻子似乎更不忍回味过去,抹着一脸眼泪说:“过去的,不提了!不提了!”怎么也不肯说。
我只好记下这些,遗憾地离开了他和他的小村。
小村名曰大寨二,属北乡义乡,位于成安县城东北方向30里处。
他是该村的小学校长,官名王玉仲。
(原载1987年9月10日《邯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