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七宗罪下

记忆七宗罪下 今天是记忆“七宗罪”的最后三宗罪，在今天的分享之中，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记忆有时候真的不那么靠谱，也将会看到当记忆太有效的时候是如何让我们痛苦不堪。在很多警察办案等影视作品中，目击证人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们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是，有些时候，目击证人的记忆却出现了扭曲，将案件侦破带入了僵局之中。事实上，当我们易受暗示的时候，记忆就会被扭曲或被创造。而这一点对于司法实践非常重要。警察或者律师会询问目击证人，而他们就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暗示有关案件的某些事实或线索，这就有可能会改变目击证人的证词。这就是记忆的第五宗罪：“易受暗示”。而对于这种记忆”易受暗示“的担忧促使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约翰·帕尔默着手开始调查在什么情况下，目击证人的记忆会被扭曲。 在洛夫特斯和帕尔默的一个经典实验中，被试首先观看了一段两车相撞的视频。随后，实验者要求被试估计两车的行驶速度有多快。这些目击者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验者的提问措辞。一半的被试被问：“当两车重重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速度分别有多快？”另一半的被试被问：“当两车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速度分别有多快？”结果显示，前者的估计要比后者高出25%。这就是由于错误信息而造成的记忆扭曲现象，又叫做误导信息效应。洛夫特斯和帕尔默的研究显示，回忆时的外部线索和暗示可以扭曲和修饰记忆。记忆甚至可以在不被意识到的情况下，以相似的方式被凭空创造出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了编造出完全错误的记忆，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及其同事们和一些大学生的家长去取得联系，并得知了他们的孩子儿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在实验中，学生们被要求回忆是否发生过这些事情。实验者还往这一个事件列表中添加了一些可行但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比如在商场走丢了，在婚礼上不小心把饮料洒的到处都是，在迪斯尼乐园遇到了兔八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兔八哥不是迪斯尼的卡通人物），或者在生日聚会上有小丑来助兴等等。许多的学生在经过数日的回忆以后声称，他们回忆起了那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所有的这一切，只需要一点点可信的暗示就能办到。 既然记忆是可以被扭曲并编造的，那么还会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到回忆的正确性呢？ 首先，如果事先提醒人们在警察或者律师进行询问的时候可能会创造记忆偏差，人们的记忆受到问题措辞的影响程度就会变小。其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的记忆会逐渐消退，因此会更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影响。再次，记忆每次被读取以后，都会被重建，然后再次存入长期记忆之中，就好像我们用WORD 处理文字每次打开进行修改以后再保存一样。这会增加产生错误的几率。然后，回忆的人的年龄很重要，小孩和65 岁以上的老人在回忆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影响。最后，对记忆正确性的自信与真实的正确性无关。其实，被错误信息误导的人会相信那些他们自认为正确的错误信息。 既然有种种的事实和研究表明，暗示不仅仅可以误导人们报告错误的记忆，而却可以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怀疑一切被恢复的记忆呢？事实上，我们对于许多已经被遗忘很久的事情所恢复的记忆是准确的。一段偶然的评论，一种特殊的气味或者一个有趣的音调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回忆起久远的往事。不过那些由暗示或者诱导性问题回忆起来的记忆就特别值得怀疑。 有一本名为《治愈的勇气》（the courage to heal)的书让许多人在恢复记忆的时候受到了不好的暗示。这本书不遗余力地宣称，被遗忘的有关虐待或性的记忆会潜藏于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想法和情绪之下，包括无能为力、无能和脆弱等等。该书的作者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曾经遭受过虐待，那么事实很可能的确如此。” 认为有关创伤经历的深埋记忆会导致心理和生理疾病的想法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在其有关压抑的理论中，佛洛依德教导说，威胁性或创伤性的记忆可以被储存在潜意识中，它们会在那里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他还教导说，免受这些记忆困扰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治疗把它们从潜意识里挖出来，让意识的阳光照射它们。只有这样才能理性地处理这些记忆。不过，弗洛伊德仅仅提供了一些轶事和个人的陈述来支持他压抑理论。 实际上，现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引起强烈情绪的事件，包括那些威胁性的事件，往往能够被人们清晰地记在心里。不过，大多数人可能对此并不知情。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被恢复的记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充满情绪的。虽然争议不断，但是大多数专家对以下几点还是达成了共识。 1. 由暗示而得出的记忆很可能被扭曲，甚至可能是捏造的。 2. 早期的记忆，特别是那些可能发生于婴儿期的事件，很可能是想象出来或者是被错误归因的。能够记得自己3 岁以前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 3. 除非可以提供独立的支持证据，否则没有任何确实可靠的办法能确保有关性虐待的记忆或其它记忆是准确的。 4. 虽然创伤性的事件可以被遗忘，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些事件会形成持久的、时时困扰人们的、想忘都忘不掉的记忆（这也是记忆的第七宗罪）。不仅如此，这些事件还会永久性地改变海马体的结构。 对于记忆的第六宗罪，沙克特称其为偏差。即个人的信念、态度和经历对于记忆的影响。在家庭中，许多有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争吵正是因为偏见而变得难以解决。当然，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总比看清楚自己的问题要来得容易。在这里，我们来了解两种微妙的记忆偏差。 第一个，就是期望偏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实验。假如，你是参加某项实验的诸多被试中的一个。在试验中，你会阅读一个有关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这两个人就要结婚了。故事中提到李雷不想要孩子，但是他很担心一旦韩梅梅知道他的态度以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当李雷最终告诉了韩梅梅他的想法，韩梅梅非常震惊，因为她非常想要孩子。当你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实验人员告诉你最后李雷和韩梅梅结婚了。而另一组被试则被告知他们最终分手了。你觉得这两组被试都能准确的记忆这个故事吗？ 在上述实验中，第一组被试听到的结局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李雷和韩梅梅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是他们还是结婚了。实验显示，这一组被试对于故事的记忆产生了许多的错误。不过他们的记忆是说得通的，因为他们的记忆虽然犯了错，但是这一错误能够让故事的结局符合他们的期望。比如，一个被试“记得”李雷和韩梅梅虽然意见相左，但是他们的爱情可以克服这些差异。另一个被试“记得”他们互相妥协，决定领养一个孩子。这种期望偏差，源于我们的潜意识希望记忆中的事与我们的期望保持一致的倾向。 第二种，源自于人们对不一致的想法的憎恶，即便自欺欺人也在所不惜。沙克特把这叫做自我一致偏差。比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人们对于政治候选人支持的一致性。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一致性并没有自己记得的那样高。另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对于一些议题所持态度的真实一致性要比他们记得的要低。自我一致偏差不仅出现在有关态度和信念的记忆中，还出现在情绪性记忆中。比如，一项研究对恋人进行了调查。每一对恋人都接受了两次采访，之间间隔两个月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恋人的记忆会因为这段时间恋爱关系的发展状况而被扭曲。那些关系发展良好的恋人所记得的，对彼此最初进行的评价要好于真实情况，反之亦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述实验中，无论这些实验是与态度、信念和意见相关也好，还是与情绪有关也罢，我们的偏差都成为了某种歪曲的镜子，记忆在镜中的像都被扭曲了。 终于，我们来到了记忆“七宗罪”的末尾，最后一宗罪：“纠缠”它是如此特殊，因为它说明了我们的记忆系统有时太过有效了，特别是当被记忆的事件伴有强烈的消极情绪时。其实，一些令人不快的回忆在头脑中挥之不去正是某些心理障碍的主要症状。比如PTSD 患者不断被插入的那一幕幕不想再看到的画面。而抑郁症患者总是无法停止反复回忆生活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相似地，恐惧症患者的头脑中总是闪现着有关蛇、狗、人群、蜘蛛或闪电等等的恐怖记忆。所有的这一切都再一次说明了情绪在记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神经学科学家相信，情绪是通过加强那些保留记忆的突触变化来做到这一点的。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最后一宗罪为什么这么短？是的，它就是这么短，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实验证明，而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对它有深刻的体会~说了这么多的记忆的罪过，而且它们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其实这些都是记忆系统的适应性特征所具有的副产品。所以，虽然记忆转瞬即逝会让正在参加考试的学生们抓狂，但实际上，这一特点能够防止记忆系统被不再需要的信息所淹没。相似的，阻塞这一特点也可以被视为只允许最相关的信息，或者说与当下线索关联最为密切的信息进入头脑的过程。这一特点能够防止大量不想要的，以及干扰性的记忆涌入头脑。 而心不在焉则是转移注意力这一有用能力的副产品。相似地，正是由于我们的记忆系统是为了处理意义、舍弃细节而设计的，所以才会产生错误归因、偏差和易受暗示这些过错。否则，我们的记忆系统就会像计算机的存储介质一样，堆积里一堆缺乏理解的信息。而我们也可以看到，纠缠这一过错反应出了记忆系统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记忆系统会对那些伴有强烈情绪，尤其是恐惧的经历做出特别迅速的反应。总之，我们的记忆系统所具有的特点千万年来为我们人类所处环境的适应提供了便利，记忆的“七宗罪”只是这些适应性特点的副产品罢了。 到此，有关记忆“七宗罪”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对记忆的了解的越多，就越能针对性的提高我们的记忆能力。稍晚的记忆“七宗罪”的特别篇中，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记忆现象、有趣的记忆术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记忆术来帮助我们学习。 感谢大家的收听，不管你在哪里，世界和我陪伴着你，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