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手艺人。
只是匠气不重。
写文字的人,其实内心非常泛滥,但表面上一定清凉冷冽。
我们的手艺在心里。
小时候最爱去看弹棉花。外婆拿着自己的旧棉絮去弹棉花。听,“弹棉花”三个字就这样美。到邻居老张家,老张穿灰扑扑的衣服,一身的棉絮,连脸上都是,睫毛上也是。满屋的蜘蛛上也挂了棉花丝,整个屋白花花的,什么都看不清。在我童年的心里,倒像一个童话。
我那时的梦想,不过是要跟着老张弹棉花。
那个纺车响时有远古的味道,一声声慢而迟钝。我后来也去石家庄的棉纺厂看过几千台机器一起轰鸣。不,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喜欢那间弹棉花的屋子,一个人和那木头的纺车,来来回回地响着,再有一个长长的扑打棍子,打在棉花上,扑哧扑哧,我简直迷恋到要死。
那时起,我就羡慕手艺人。
还有补碗的手艺人。
这一行的手艺人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十岁以前我一直住在乡下,每天来的手艺人让我非常有盼头。谁家的碗碎掉了,不会扔,一定要等补碗的手艺人来把它补起来。
一个粗瓷碗值得了多少钱呢?他却细致地补着——我一直难以忘记他的长相,个子极矮,黑而且瘦,背微驼。补碗时会唱着小曲儿,异常的动人。我看着他,他偶尔抬起头跟我说:“跟我学补碗吧,长大了,有饭吃。”我答应得很快,因为觉得弹棉花和补碗这两件事都好,带着很奇妙的东西。
他补的碗真好,把碎的碗对齐,然后用铁丁把两边铆住,裂缝要用七八个这样的铆子,真像做完了开膛破肚的碗,留下一串疤痕。后来看到剖腹产的女子,肚子上爬着一条蜈蚣一样的疤痕,想起他补的碗,就是这样的。
可惜后来没有人再把碗拿去补了,碎了就是碎了。补碗的手艺人早就死了吧,当然,这个手艺早就失传了,谁还会去补碗呢?我们早就用纸和塑料这些替代品了,永远不会碎,永远不用补,完美到近乎可恶。
还有那些做秤的、制陶的,还有那些老油房、剃头人,还有吹糖人的、拉大片的……那些手艺人去了哪里呢?匠人本身有一种无比的宁静在心里。我认识苏绣传人张蕾,一张绣品要绣几年,一针一线全是静气,一针也不能错,那样绣出的耶稣如真神降临。
写字亦是弹棉花吧。
我把那些散落在浩淼烟海中的文字用一根细亮的珠线穿起来,它们有时黯淡无光,有时又闪亮着岁月的光芒。而我的飞扬跋扈终于安静下来,是谁说过:“当走过的路越多,对这个世界就越谦逊。”
喜欢一个写字的女子,名叫朱天文。她是更好的手艺人,不用电脑,不接电话,也不受访,极少与朋友见面,就是写啊写啊写啊,“像个好的手艺人”。她说,准备写三十年,写到七十岁,能写完父亲留下的稿纸——他父亲朱西宁自印自裁的稿纸,一页可以写五百个字。
我不知道可以写到多久。我没有父亲给我留下的稿纸,我只有一台寂寞的电脑,在打开它时,放一段昆曲,然后那些文字会寻我而来,让我编排它们,让它们在我的手指上跳舞。
我喜欢它们跳得精美的样子。
朱天文提到张爱玲,说她用她高超的文字技艺滑翔着,飞过去,飞的姿势还那么好看,因为她的技艺太好了。
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飞翔,但是我是个手艺人,认真的手艺人。我懂得退让,懂得有一点点应该有的天真、幼稚,有一些不谙世事的纯粹,亦有一些洞察细节的苍茫眼光……
很庆幸,我成为了一个敏感、脆弱,喜欢一些小小伤感与惆怅的文字手艺人,可以发现片断之凋之美,可以在华丽与堕落中不断自省与沉溺,在与时间的抗衡中找到支点。
在许多年的梦中,我一直梦到弹棉花,我仿佛还是那个六七岁的少年,站在棉花坊,看到那弹棉花的棍子打下去,白白的棉絮飞起来,像雪花一样,而弹棉花的人带着满足站在一边……
于一个写字的人来说,所有的所有全会成为过往,唯有文字魅力永存。
一个人行走在黑夜里,常常想起王小波写过的一句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多美呀,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那是一种文字手艺上的大美吧。一个人,行者无疆。
而我愿意像那个弹棉花的人,把手艺当成享受,一针一线地绣着这张叫作“人生”的底子,不嫌它质地或许粗糙,我把那些文字绣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开出一朵花来,颓灿、满足,而且带着追忆往昔的淡淡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