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们对苏东坡的一生常有惋叹，忍不住就要做一番假设。历史上的苏东坡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该有多好：顺利实现自己的抱负，成为一位左右时局的政治家，哪怕官居宰相之位几年的时间；拥有大把松闲自在的光阴，酣畅淋漓地将诗文写个痛快。可真实的境况是，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如愿以偿，虽在不同的阶段努力尝试过，可惜二者都远远没能满足我们的想象。对于他这样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天才人物，该是多大的遗憾。为什么会留下这样触目的人生残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发现毁去苏东坡大半生的，最终还是所谓的功名仕途，是许多读书人都渴望的宫廷之用。说到底，苏东坡的确是毁于宫廷的摧折。
当然人生和历史都难以假设，真实的情形是，没有这些毁坏就没有现在的苏东坡。我们瞩目更多的还是他文学与思想上的成就，特别是与一生连在一起的那些大磨难大起伏。剧烈的跌宕和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摧残，最后都化为深刻的痕迹留在文字中，这就是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纵深地带，是最重要的色泽和存在。没有这些他将单薄得很，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就此来讲，我们又很难区分哪些是毁坏哪些是成全，也无法把不幸和有幸截然分开：它们更有可能是双面一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平时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一种事物，习惯上只愿取其一端，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是肤浅的期许和人为的简化，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这样。
诗人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自我定位于一个艺术创造者，我们还不知道；显而易见，最让他牵肠挂肚、最耗时最用心的还是从政生涯。他十分谨慎地处理自己与朝廷的关系，不敢稍有懈怠；在政事上，没有比他更用心的操劳者了。如果一开始就把他放到一个无所事事、没什么现实大用的环境，比如说像唐代诗人孟浩然那样到处游走，一定会让他极其焦虑和沮丧。孟浩然因此而留下别致高妙的吟唱：“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何谓“风雨”，何谓“花落”，我们可以想象很多。如果孟浩然当年得以出仕，成为朝廷重用的官吏，又将是怎样豪情焕发。他鞭打快马、潇洒英武的样子同样也不可假设。但那样肯定就没有了后来的孟浩然，没有了一位飘逸、散淡、在笔墨游戏中张望长安的孟夫子了。而苏东坡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他仿佛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走向何方都会有远大的前途。我们今天瞩目的只是他的政绩和文采，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音，是它的副产品。
他为政的过程中多想留下一些更大的劳绩，却总是难以实现。他在密州、徐州、杭州这些相对独立、能够由自己主宰政务的时段里，果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既有机会落实一位仕人强烈的社会责任，同时又将诗人的个人嗜好表现得淋漓尽致。赏花、逛寺院、找玄人聊天、与异人厮磨，那样随性和畅快。记录中他在杭州太守任上，一天公事之余最愿去的地方就是普安寺或祥符寺，进寺就寻一间静室，脱去官服，让护卫为他按摩。这可以看成一个权力者的放松和享受，也可以视为仕人迈进了另一个空间。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脑海里徘徊的当是另一些东西，思绪得以偏离和超脱繁琐事务的纠缠，轻松自如地漫流起来。
我们不难确认最初的苏东坡，包括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最高的志向和期待到底是什么。他们当然不是为了做一个光彩灿然、展现旷世之才的文人，而是当一个权高位重的报国者。那个年代至高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治理者，走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且苏辙和苏轼只差一步就登上了这个高位。然而最终就是这个强烈的诱惑和远大的理想，使兄弟二人受尽人生磨难。特别是苏东坡，一生曲折起伏悲凉凄惨，差不多成为一个令人惊怵的仕人标本。作为一个极其敏悟的人，他后来虽然多有悔悟和愧疚，有深省，但已经太晚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体制的甘味和甜味也仍旧难弃，因为毕竟品尝过。
苏东坡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平生除了写诗作文再无其他快事。原来在一些特殊的时刻与心境下，他就吐露了埋在心底的志趣和热忱。在想象与抒发、梦幻与倾诉之时，他总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可叹这种兴致不能***，无论怎样依依不舍，也还是要走开，转向沉重的仕途经济。
假若苏东坡是一个拥有更多闲暇的人，将大量时间用来书写和游历，狂放不羁地豪唱、作漫长无尽的山水之赋，又会怎样？或许诗文的数量能够多出许多，但境界与色彩却不一定超越今天。说到底诗文不过是心灵的映像，是整个生命的综合传递。诗人因诗文而获罪，却又因获罪而大放异彩。文章不过是纵横交织的人生痕迹，过于顺遂和简化也一定意味着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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