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后来者,许多时候会心生疑问:苏东坡屡屡遭难,南北奔突,为何不于流放途中逃离?再说当时 不比今日,信息闭塞,荒野无边,当有更多隐蔽的角落和生存方式,他能如此忍受,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诗人愚笨如此还是胆怯如此?我们会一再地假设和追问,无法回答。他本人设想的陶渊明的模式、隐士的模式、地方官的模式,最终都因各种缘由不得实行。或许因为官场的甘味与苦味是一体的,只要品咂也就难以忘却,让诸多幻想和梦境一直纠缠。可能对他来说,入世抱负不能毁于一旦;更大的可能是作为罪身已经无法逃匿,一入体制就不得解脱。比如在黄州,因为一首寄身江海的小诗,黄州太守就以为他真的逃了,吓得亲自上门探寻,而这个太守还是他的好友。好友尚且如此恐惧,可见苏东坡的自由之身早已不在。
逃逸的机会在古代的确比现代多,苏东坡始终未逃,个中原因大概十分复杂。说他畏惧,可能还言之太满。更大的缘由也许是为仕之惯性,是传统知识人的心理束缚。作为耕读传家的苏氏家族来说,所能达到的至境就是入仕为官,这条道路一旦踏上,也就成了不归路。苏东坡给弟弟子由的一首诗中写道:“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贪恋君恩”,无一例外,如李白,如杜甫。苏东坡谈到杜甫时曾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yú ]?”(《王定国诗集叙》)“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与王定国》)实际上,这对他自己何尝不可以引用?在最为窘迫的时候,每每提到君恩还是感激不尽,在流放途中的谢表,在得意和失意中的那些文字,都把“君恩”二字挂在嘴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里面当然有恐惧,有虚假的敷衍,但实在还有另一些因由在,那就是君臣情分和报国心志。 当年的皇帝实际上也是社稷、国土和尊严的混合取代和象征,有非常复杂的蕴涵。苏东坡之忠,古往今来一切文人志士之忠,还不能够简单贬抑。我们可以怜惜,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令人敬重的品质。服务于皇上,有时候就是服务于社稷,起码在当时是这样看的。他最终忍受下来的理由很多,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还要多。一个对自由痴迷追逐到无以复加的人,竟然放弃了那么多机会,到底说明了什么?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经无力回答了。实际上更多的理由也许潜伏在那儿,难以说出。一些人的自我拘束和苟且,才是更可怜的。这与诗人不可同日而语。假设苏东坡当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幅度动作,我们又会怎样评价? 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只能看到苏东坡拖着一个多病之躯,从海南得赦,渡海北归。这个时候他有过拒绝,并且付诸了行动:希望中途留下来,等待一声应允。没有朝廷的恩准,继续北上。这条“不系之舟”的绳索再一次被揪紧,在凄厉的北风中发出震荡。这条绳索揪紧再揪紧,生命的苦舟一直向北。凌厉的北风让衰老多病的苏东坡瑟瑟发抖,还远未走到北方就倒下了。好在这人生旅程的最后站点是常州,是他一直渴望的定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