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才”为先天素质，比如感悟能力和心智状态等。而“能”被视为行动力，是用来落实的。苏东坡可以说二者兼备，是极为难得的“才”与“能”的统一。当他把心中的谋划化为行动的时候，也就是将“才”与“能”合而为一的时刻。他在任时一丝不苟地施政，卓有成效地工作，都需要“才”与“能”的合力。比如在地方抗洪修堤兴办大众事业，在朝则屡屡谏言，锐利争执，力陈己见，都是“能”在落实“才”，也就是展现行动力。如果一个人有“能”而无“才”，或者反过来有“才”而无“能”，也就干不成什么大事，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
知而不做是无“能”，说到底“能”是用来落实心志的本领，不过从实际效果上看，却往往是得失皆备。“能”者有建设，有实现，但也因此而更具破坏性。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的某些“开拓型”人士，他们“能”很大，但有时也成为危险人物。“才”因“能”而显，也因后者而得到客观判断。一旦能力将才华加以外化和扩展，就不再是一己之事了，而必定要涉及其他，使他人获益或受害了。可见如果没有“能”，没有行动力，也就不会伤害或援助他人了。可见这种行动力的拥有和实现，一定是涉外和涉世的，很难做到洁身自好。一个人如果“才能兼备”，那就可能度过极不平凡的一生，或卓有建树，或危机四伏。如此看来人有“才”而无“能”，或安于“才”而怯于“能”，倒多少可以自保平安。比如有人只注意保持内在的浪漫和想象，一生只完成纸上著作，生活中的危厄或许会少一些，但毕竟虚飘了一些；只有“才”与“能”并重，让实践与想象发生互证关系，一个人的生命才开始变得有力。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贾谊论》）苏东坡对用世之“才”以及后果了然于心，但许多时候却总是尽力而为，绝不避害就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古往今来知识人的一个品格。周备而全面的辨识力也是“才”的一部分，于是患得患失也就成为某些人的常态。落实一种思想必有后果，而这如果以个人为中心，又有远近之别。苏东坡在政事上的执拗坚持，会有多么可怕的结局，已经赫然写进了历史。当时的这位冲撞者对后来的结局不可能一无所料，因为他如此睿智、聪慧和洞察，这种心灵特质也属于“才”的一部分，盛大弥漫到整个生命的角落，怎么可能无知昏昧到如此地步。入世的责任和勇气，才是他不顾一切的根本原因。这种心灵不是让他过于自信，而是成为更加有力的推动和催促。一切都不可阻拦，现实的利害和隐隐的恐惧都开始避让。在这个时候，“能”且稍稍退后一点，它不言而喻地跟随与辅佐，按照心的指向勇往直前。“能”一旦与“才”分离，也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的工具 。然而这个工具需要锐利、有效和直接，心灵就要不停地打磨它，使它变得如愿以偿。
我们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楚国的屈原，这是又一个“才能”过人的浪漫主义者。他恃“才”而纵“能”，一直走得很远。众所周知，诗人最后投入了汹涌的汨罗江，化为自然的一部分，不再存在也不再失去。如果没有那些心灵的记录，没有《离骚》《天问》《九章》，也就彻底淹没了一个最生动、最撼人心魄的关于天才和行动的个案。这样的大小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关于英雄的悲剧上演不休，幕布垂落复又升起，一出又一出没有终了。
有的生命原来是这样强大、执拗，无休无止地撞碎自己。没有悲剧哪有世界，哪有所谓的历史诗篇、所谓的史诗。
史诗里不全是英雄，失去了魔鬼，也就构不成波澜壮阔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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