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对于自己无法改变的性格即命运，苏东坡当然是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相信他从政之初就并非模糊懵懂。他读到的历史文字太多了，知道历史上关于命运、关于坚持的种种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无法让他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他可以在岁月中不停地修葺，让其变得完美，却不是走向怯懦和孱弱。他的完美在于同理想的向度一致，而非其他。“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次韵僧潜见赠》）“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三》）自我本如此，不管不顾自嘱自勉，自始至终。“不知下有行人行”，“猿吟鹤唳”，都出于本能。人在世俗之中时有醉语泄露天机，那仍然是自我的属性。醉语就是天真之语，是畅饮之后才有的。
苏东坡是俗语所讲的那种“直肠子”。“乌台诗案”后，他也曾经吸取教训，用力禁止自己的诗作流传开去，而且怯于动笔，但只过了很短的时间就“故态复萌”，仍旧大放心曲。官场上所习惯遵行的严谨和拘束，他远远不够，本来就是一个嘴巴不够严的人，还时有醉语。比如为了反对新法，他对皇上宋神宗恳切而激烈地进言，出门后却将皇上的赞赏讲与同僚，结果被政敌王安石等人加以利用，也引起更多人的提防。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为仕之忌。他的这种不周与随性，当然是性格使然。其实这样的天性最不宜于从政，就像李白和杜甫不宜做官一样。这一类人最后投身于政界，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大不幸，对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大幸。
在宫廷这个密闭阴浊的小世界里，苏东坡这样的人等于是一束光。这个世界有另一种声音回荡，才会打破沉闷。可惜这样的地方从来容不得他们，就像冷漠容不得热烈，密闭容不得缝隙一样，这个地方最需要的就是一起窒息，从黑暗走向黑暗，最后再完结于黑暗。然而作为一个来自生机盎然的蜀地眉山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必要把自小习惯了的那种生机和鲜亮，一再地移植过来。最后他只能成为一个流放者，被驱赶于野，去做他的野生之梦。就这一点来讲又成全了他的艺术，使他有了另一种收获，尽管付出太大。
就此，他对命运、宫廷、人生与社会，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也就有了更大的文章。 与挥挥洒洒的尽情吟唱完全不同，从政之途实际上是一种藏锋之术、隐忍之术，在专制主义的“家天下”传统里就尤其如此。只有离开这条道路，那点“浩然之气”才会泛上心头，举步远途，感受扑面而来的“快哉之风”。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将越发认定固有的追寻，惊讶自己居然忍下了那么多。一波又一波的追悔总是来得太迟，总是无法改变。
他和朝云生下的唯一的儿子使他欣喜不止，为此作《洗儿》一诗，吐尽委屈：“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人生坎坷归结于此，不过是一种无奈。他当然知道，一切都因为生命品质的不同，哪里是什么聪明和愚笨之别。他不过是用一种浅显平俗的语汇来发泄罢了，回答的也并非自己。诚实坦荡与阴暗狡诈的人性之别，同聪明与否没有更多的联系。强烈的诗性一定是热情的，而冷漠与镇定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处世的要求。善藏者不可以为师，因为他们不会将心曲吐个干净。一个人没有隐藏的角落，一切都倾吐净尽，摆在明处，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成名之后，历尽屈辱磨难，最后吐出了一句肺腑之言：“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这里既指向了某些具体的人，但又 / 不尽然。“他们”就是险恶、庸俗、普遍的人性的龌龊，而“我们”是一切明朗的人性，是生长的状态。“我们”当然属于所有的天才，“明处”和“暗处”的区别，注定了一切天才皆是悲剧。陀氏接着说：“那些折磨者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们人多，而我们人少。”
改变一切的那只手，显然不在人间；它有更大的力量，它是一只无所不能的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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