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昨日是远方流动的河
作者：陆俊文
主播：简洁
后期: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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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这种感觉比冷更五味杂陈，尤其在南方，它不是单一的触觉，它还包括湿漉漉、黏糊糊，包括皮肤的灼烧刺痛，和睁不开眼的明亮。我出生在中国西南，差一点，就是中越边境了，在地理上，用北回归线以南，亚热带，潮湿，喀斯特地貌，水气腾腾，这几个词去形容，大家会一目了然。我的故乡和我笔下的南安一样，它既迷人，又叫人憎恶。
我记得我十岁的时候，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她是乘着大货船经北海泊岸再一路坐大巴颠簸来到我家的，她随身拖着几袋水产，夜晚就蹲在街边的路上贩卖，想要攒够回程的船票。她浑身腥臭，衣着简陋，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是谁，我看见她和母亲一见面就相拥而泣，哭成泪人儿，后来我才晓得，她是我母亲的亲妹妹，我的小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被卖到了海南乡下，与其说是卖，不如说是拐骗。她嫁给了当地一个男人，也就是后来我的姨父，这个我至今没见过面的男人。她尝试过许多方法逃走，可全村的人都扮演着一场集体失言，将她关押，逼她行房，直到她抚养出一双儿女，等他们长到十岁，知道她想逃也舍不得逃了，才给她机会回一趟娘家。那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原来我还有这样一个小姨，而我母亲与她阔别十几年，一见面就哭得声音嘶哑。那个年代，我母亲身边不少女人，运气都没多好，远嫁台湾的此生没了消息；去了香港的攒了半辈子钱仍旧居无定所；而我母亲最好的朋友，下海去了广东，三十几岁便得了肺痨离世。 十六岁时，我第一次去了中越边境，那时候的好奇心多过悲悯之情，走马观花看的是新奇，直到我一个被囚禁三年的姐姐逃出来，展示着身上的伤疤诉说往事，我才知道边境生活不是我眼中看到的那样，人人都能靠卖廉价卷烟和香水过活，喝着啤酒惬意度日。
二十岁，我在台湾读书，国际关系这门课上，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叫《我们》，里面讲的是越南新娘和嫁到台湾的东南亚新住民生活，随后我在台中梧棲渔港的国小教书，跟踪采访其中几个混血孩子的生活。同年，我认识了一个朝鲜族的朋友，他在去韩国前，给我讲述了他在朝鲜的阿姨如何忍辱负重逃到吉林延边嫁给当地人，最后斩断一切离奇失踪，留在韩国的历程。
二零一三年冬天，我开始敲下《南安无故人》的第一行字，直到今天，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期间，我换了三座城市，两台电脑，清空了手机里所有备份，脑子里起过无数次念想，不如就放弃这个小说吧，既难写，又不讨巧，有多少人会在意你要说的这些故事呢？然而就在这样漫长的自我撕扯和对抗中，我终于写下了结局，但我换来的并不是长舒一口气的安然，而是陷入巨大的沉默与焦虑之中。
十七岁的我，和小说里的多多一样，急切地想离开故乡。他跳上了一辆封闭而颠簸的卡车，而我爬进了一列拥挤而闷热的火车，开往远方——可什么是远方？陌生，新鲜，永无休止，动荡不安……我想用一切美好的词汇去修饰它，哪怕远方和咫尺其实从来都一样，世界也从不分什么外面和里面。我告诉书中的人物，你要充满勇气，要决绝果敢，我让他们带着我的心愿，用一种粗暴而有效的方式逃离。
在写《南安无故人》之初，我住在一间青旅加盖的棚屋里，冬天，风把铁皮吹得四处晃动，我听见一墙之隔的那对情侣每天吵架做爱，吵架做爱，如此反复，构成了他们丰富却又单调的人生。我听整栋楼马桶冲水的声音，我听油锅沸腾电饭煲报时的声音，我听走廊前的人来人往，我听楼梯上的步履匆匆。
我写的小说并不比这样琐碎的生活要高级许多，小说里的主人公要对抗的是灾难，而我们要对抗的，则是平庸。从中文系毕业后，我离开了厦门，辗转江西、上海，离故乡越来越远，却让我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近。人总是在疏离和羁绊中成长，也因孤独和落魄清醒。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生活将我包裹成一个厚厚的茧，那么写作一定是把尖刀，帮我刺破自己的保护层，把最柔软的部分袒露出来，让小说里的人物替我重获新生，也以此来观照自己的人生。
写下南安这个地名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安哲的电影《雾中风景》片尾那层浓雾——我看不清这座城市的轮廓、形状，它空空如也，死气沉沉。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中越边境上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地标，它太渺小了，以至于轻易就被人遗忘；它甚至从来不存在，可它又魂牵梦萦地在我意识深处出现，刺扎我，冲击我，召唤我。 直到多多，美惠和阿策出现，站在雾中和我遥遥相望，我仿佛看到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挣扎、叹息，跌倒又爬起，我知道，再没有什么比写下来更直观的方式了，也再没有什么，比让别人读到这些故事更让我感到慰藉。 谢谢曾经二十岁青涩较真、莽撞拙劣的自己，也谢谢那个坦承热烈、毫无保留的过去。 南安无故人，何处是他乡。
陆俊文
2016年4月
于香港
本文选自长篇小说《南安无故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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