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终结了封建社会，中国走上大一统帝国，也带来了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在中国的思想史还带来个自然延伸的影响，就是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
这些变化，背后的机理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此后大一统帝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周秦之变的“法家逻辑”
先来说周秦之变是怎么发生的，这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逻辑紧密相关。
对诸侯们来说，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提升国家的战争效率成为重中之重。
百家争鸣的诸多学说，哪一种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它就能获得诸侯在政治上的更多支持。
法家在这方面显然是有更多优势的，儒家显得迂腐，道家追求出世，都不被诸侯所重视。
只有法家告诉诸侯们，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变法，传统已经不合时宜了，得改掉。
过去人们的身份高低是由血统决定的，打仗的时候大家都遵守规则。这就没办法刺激人们的欲望，尤其没法刺激一般老百姓的欲望。
法家认为，应该改成，身份的高低由你从战场上拎回来的人头数量决定，血统的标准靠边站。
这政策的激励机制非常强大，能刺激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打仗，战争效率当然大幅提升。
法家的这套逻辑一出，天下的风气大变。
魏国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时候第一个开始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处在四战之地、战略环境并不好，但因为变法，成为了战国前期的顶级强国，还把未变法的秦国也打得缩回函谷关以西了。
其他诸侯国一瞧这情形，不变法就没法混了，只好也开始变法。这回，各国发展起来的力量互相抵消，形成了恐怖均衡，魏国的优势也就没了。
魏国变弱，还有自己作的成分。在魏国优势开始下降的时候，新上台的君主魏惠王做了一件蠢事，他拒绝了任用当时正在魏国寻找当官机会的商鞅。
商鞅在魏国找不到机会，就去了秦国，在这儿发起了著名的“商鞅变法”。秦国把法家的逻辑发展到了极致，迅速崛起。
相比于其余六国，秦国在最西边儿，地处今天的陕西一带。这个位置战略上特别好，易守难攻，它一边能坐看东边六国互相牵制，一边能独自侵占和掠夺弱小的西戎和蜀国。
这样的一种战略位置，基本上只有它打人，很难见到人打它。所以，秦国变法虽是最晚的一个，却后发先至，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
但是，秦国统一天下这件事，却让法家的逻辑走到了头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变法的国家主要讲究的是战争效率，都是靠掠夺外部来滋养内部，秦国一统天下了，没有外部了，那它还掠夺谁去？它的臣民怎么比较军功？
这种情况下，秦国只有掠夺百姓来滋养朝廷。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秦帝国二世就亡国了。
楚汉两个势力，开始角逐下一任霸主人选。
帝国官方思想开始转变
楚汉争霸当中，一度占据优势的是楚霸王项羽。但项羽犯了个严重错误，就是他想要恢复天下的分封制，而且还真还这么做了。
说这是错误，不是说分封制不好，而是说到了这个年代不可行了。历史上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就像被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来。
项羽分封了天下，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法家的逻辑又能走通了，因为重新有了外部世界可以掠夺了。
可是这个逻辑一出来，中国最终还是会走到天下一统。而且，极有可能还是占了当年秦国那个地理优势的人会胜出。
果然，被项羽分封在了当年秦国地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天下的统一。
周秦之变就这样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那就是，你用法家就能够征服天下，但不能仅仅用法家来治理天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汉高祖为何要“无为而治”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找到新的逻辑来治理天下了。于是帝国官方思想开始变化，这是汉朝能够维持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西汉初年的政治，放弃了秦朝的法家逻辑，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种道家无为而治的形象。道家自称其创始人是黄帝和老子，所以这种统治方式又被称为“黄老之治”。
为什么汉高祖刘邦会选择道家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楚国人出身，所以选择源自楚地的道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均衡。
与秦始皇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秦始皇一统天下，靠的是祖先的积累，经过百余年的变法，秦国内部有能力挑战君主的力量早已被粉碎，秦始皇可以依照法家的路数来统治及扩张。
汉高祖这边怎么样呢？刘邦起家之前是个平民百姓，征服天下只能靠团结足够多的人。刘邦能够吸引一群重要将领和谋士追随自己，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有威信。
刘邦和这些人近乎是合伙人的关系，并没有压倒性力量来钳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兄弟给制衡住。这么一来，皇帝想要专制也不可能，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仅如此，刘邦称帝后，还把帝国全境的2/3的领土都分封给了这些合伙人巨头们。看上去，这与周朝初年的分封似乎分别不大，对天下的无为而治达到了极致。
但是别忘了，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刘邦的分封只不过是一时的不得已，他在表面上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技术进步和新经济资源已经被开发出来了，这让刘邦有能力在制度上继承秦朝。
比如，商鞅曾有法令，如果一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丁却不分家，则这家的税赋加倍；秦国也曾规定农村里面都必须都是杂姓的村子，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都在汉代都被继承下来。
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
这样一来，一方面，户口变多，人口不容易隐匿，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大宗族，民间要想组织起来反抗的成本变得很高，利于皇帝的统治。
这套打法与无为而治完全不贴边，相反，绝对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从反面也证明，无为而治只是面对强大合伙人时的无奈之举。
张良和另一位谋士娄敬给刘邦出的定都之策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刘邦最初看上的是东周故都洛阳，张良劝他，洛阳虽然不错，但其地理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秦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环境优越，三面都有自然险阻，只有东面面对诸侯，诸侯安定时一切好说，诸侯一旦有变，则进可攻、退可守。
一句话点醒了刘邦，记起了自己成功的奥秘之一，马上决策定都长安。
张良这一系列的表述，其实就暗藏着最终要消除诸侯的意思。
刘邦在登基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分步骤地将能够威胁皇帝的异姓诸侯全部剪除掉，将他们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意图以此来巩固汉室江山。
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异心，顶多也就是割据，同姓王爷如果有异心，那就是想要篡位了。
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用这些策略是想要精巧地构筑一种力量均衡。刘邦不能把开国重臣都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留下来了，因为北面还站着匈奴呢，得有人打仗。
再封一群同姓王爷，可以平衡这些重臣；反过来，重臣对同姓王爷也能形成制衡。皇帝则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平衡。
刘邦一死，同姓王爷果然谋反作乱，这时候，军功重臣和同姓王爷的相互制衡作用马上发挥出来，重臣们平息了叛乱。
此后几代汉朝皇帝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终于将同姓王爷的封地逐渐消解为郡县大小，这个时候汉朝初年的军功重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皇室不再需要这两种力量来相互制衡了。
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
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到了这一步，官方思想的又一次转型就提上日程了。
汉武帝雄才大略，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了重手，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一来，讲求无为而治、追求出世的道家逻辑就不合胃口了，他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
于是那些追求入世的学说，又有机会了。什么学说会胜出、获得皇家的认可呢？法家的逻辑肯定不行了，因为会面对秦朝那种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了。
于是有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直有人因此而抨击儒家是为专制辩护的，这里倒是要为儒家说几句公道话。
汉武帝那会儿的专制都已经非常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能改变它，儒生根本做不到。
对儒家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你不是要一个新的观念系统吗？我给你！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这套观念系统，那我就可以来论证你的统治正当性。
合伙干之后，一个变化浮现出来了：对儒家来说，我这套观念系统论证了你的正当性，对它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说，儒学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了一个反制能力。
这种反制力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儒家最多的也就是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从此之后，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
什么意思呢？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君主也不敢完全违背儒家的教导而行事。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划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
这样一来，对君主来说，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
到了这会儿可以说，周秦之变已经走完了它的转型过程。
汉朝能够取代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一统朝代，很大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综合这几家的观念；同时也让达成了均衡的各种力量，获得了有效的安顿。
所以，我们说的周秦之变，并不是到秦朝就结束了。而是从周朝开始，经过了秦朝，最终到汉朝才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中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最终汉朝把所有新的要素都给综合起来，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获得稳定，中国走上大一统。
但是，历史却总是和我们开玩笑。
汉朝的大一统在汉武帝手上发展到了极致，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上，刺激了社会上豪族的兴起，改变了未来大一统帝国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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