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中原与草原的相爱相杀。
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都是从中原的视角来展开的。但如果从宏观视角上来看,中原和草原,一直都保持着相互塑造的关系。
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非常重要,以至于脱离开了草原,根本无法解释中原;脱离了中原,你也无法解释草原。这是《枢纽》作者施展提出的一个很独特的历史叙述角度。
为什么说古代历史上,纯汉人的王朝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过长城南北?
如果再反过来问,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元、清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就能够做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包含了中原汉人王朝和草原征服型王朝,在底层统治逻辑上的区别。
这个区别,也就带来了中原和草原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原和草原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通过这其中的机理,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内部包含着多元结构的一个体系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中原的历史。
这一期先来说下中原这边,纯汉人王朝为什么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究竟什么是汉人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在古代的中国,究竟什么是“汉人”?
如果不仔细想,不会觉得有问题,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实际上答案很模糊。
汉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不是的。汉人这个概念是汉朝以后才出现的;汉人是根据血统来定义的吗?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充斥着各种移民各种同化的过程,中原人大多都有跟其他民族的混血,所以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
那么汉人是用什么来定义的呢?答案是,根据文化定义的,具体说来就是儒家文化。只要是接受儒家文化,并且按儒家文化的指导生活的人,在古代就被视作汉人。
儒教文化首先是作为大众日常的伦理标准存在,它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不一样的。区别首先在于,信徒进行文化或者宗教实践的时候,载体不一样。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一神教来说,载体就是个体心灵的皈依。
只要你信了基督了,或者信了安拉,无论走到哪儿,你都得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甚至把你扔到孤岛上,就剩你一个人了,也不影响你的信仰,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更加虔诚,否则精神就崩溃了。
但是儒家文化的载体不一样,光有个体心灵的皈依远远不够,个体还必须生活在一个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当中才行。
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这些规矩,其实都是对某种人际关系的规定,脱离开人际关系根本就没法展开。把你一个人扔荒岛上,还让你三从四德,你去跟谁三从四德,这根本就做不到。
儒家文化所要求的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首先就要求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而稳定的家庭组织,前提是你得是定居的。
儒家文化的地理依赖性
定居的前提是农耕,而农耕有个最硬性的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在东亚大陆上,如果一个地方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话,靠农耕是活不下去的。
那么,东亚大陆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哪儿呢?
这条线基本就是中原和草原的分割线。
这条400毫米等降雨线,差不多和长城重合。长城再往北,年降水量就不足400毫米了。也就是说,儒家帝国在农耕地区的扩张极限,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于是在这里,儒家帝国修建了长城。长城再往北就是游牧地区了。
在古代社会,由于农耕对降水量的要求,使得你要是越过了长城以北,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都没有基础了,无法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
从文化上来看,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游牧化了, 这就不是汉人了。第一代的人也许还有点汉族的记忆,到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彻底的突厥人、蒙古人了。
说到这,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
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但要说统治漠北,那就必须得驻军了。而驻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运过去,因为太远了,只能让驻军就地取材。
而一旦游牧起来,这些军人也就不是汉人军队了。所以,中原王朝即便扫荡了漠北,但办完事之后还是必须撤军,回到长城以南。
所以可以这样讲,中原王朝出兵漠北,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了障碍而已。
于是,我们就能得得出个结论,那就是儒家文化有一种地理依赖性。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儒家越不过去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儒家文化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
所以,古代社会,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稳定的、可持续地统治长城南北。
中原和草原的继承逻辑区别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结论再往前推导一步。
正是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带来的社会结构不同,也导致了中原和草原这两边,一旦形成帝国的话,统治逻辑和继承秩序有很大的不同。
什么叫继承秩序?就是皇帝死了以后由谁继位。
中原这边是农耕文化,人口都是定居的,因此很容易收税。中原王朝就能够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这让中原在周朝之后发展成为一个官僚制帝国。
官僚制帝国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君主和官僚,在功能上是有分工的。君主的首要功能,是象征正当性,次要功能才是具体干活。君主即使是干活,也不能绕开官僚体系胡乱指手画脚,否则官僚们就没法干活了。
所以,中原君主的能力只排在第二位,第一重要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只要继承秩序足够稳定,官僚们干活师出有名,帝国就能正常运转。
所以,为了确保继承秩序的稳定,继承人的资格就必须是唯一的、易于识别且不会引起争议的,那么,嫡长子资格是最容易达成这种共识的。所以,中原的继承原则就稳定在嫡长子继承制上。
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就行了。当然,你非要找反例,说哪一个皇帝不是嫡长子继承,肯定能找到,任何原则都有反例。但咱们要看的是常例,反例也是要通过常例才能获得意义的。
而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与中原的秩序逻辑那就差别巨大。
首先,草原上降水量不足,只能游牧为生。也因此,中原帝国的那种官僚体系、中央财政在草原上都无法存在。
这是因为,你想要通过税收建立中央财政,有个前提,那就是税收的收益要大于成本,你不能花了十块钱雇人去征税,却只征回来两块钱,必须征回来二十块钱,这事才玩得下去。
对于中原人口,因为都是定居的生活方式,所以征税相对容易,你花十块钱的成本能征回来二十块甚至三十块;但草原上,因为游牧者的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你花十块钱能征回来两块钱就不错了。
由于在草原上征税成本太高,所以在草原上根本就建立不起中央财政,也建立不起来官僚制。因为根本没钱养活官僚。
没有中央财政,没有官僚体系,这就导致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所以,在草原上,人们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
小群体的规模上限是多少呢?英国有一位人类学家叫做邓巴,他提出,这个规模上限是150人左右,150这个数字就被称作“邓巴数”。超过150人,要维持群体内所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所要处理的数据量就超过大脑的承受极限了。
所以,一旦群体规模超过这个临界点,它就不再是个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就得有人来执行,官僚体系就是干这个的;但是草原上又养不起官僚。
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既然草原上不能大规模治理,那么,草原上为何会有匈奴、鲜卑、蒙古那种强大的游牧帝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先搞清楚一个背景,就是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那时的北方游牧民,在历史记载中顶多是跑龙套的,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但到了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
中原形成庞大的帝国,即便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也经历了将近一千几百年的积累,如果算上有文字前的历史,更不知道积累了多久。
那么,为什么草原几乎没经过什么时间积攒,就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呢?
以及,为什么像元朝、清朝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能够超越汉人王朝,建立起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大帝国呢,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于这一系列问题,我会在下一讲专门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