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青声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小墨。最近赵雷的一曲《成都》，再次唤起了大众对这座文化名城的向往，希望可以在一个湿雨的傍晚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几千年来，温润秀美的环境，自由与浪漫的城市文化，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滋养了众多诗人与作家，使成都成为一座意蕴隽永的文学之城。
也许，比之于歌者个体的观感和记忆，历代文人为这座城市留下的笔墨风流更能体现这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内核。今天我们就来细数哪些在成都这座城市留下了笔墨的历代文人。
驷马桥上的司马相如
今天成都与司马相如确切相关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城市北部的驷马桥。
2000多年前，司马相如初入长安，决心干出一番事业。他出成都北门，必须通过升仙桥，桥边有一个送客观。
面对着送行的朋友，司马相如在送客观的大门上提笔写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那时的相如年方二十，正是青春年少，豪情万丈。
司马相如。移除 司马相如。
到宋朝时，升仙桥被改名为“驷马桥”，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成渝铁路，原有河道被改道，木石结构的驷马桥便被拆掉了，改修了一座铁路与公路两用的小型立交桥，仍命名为驷马桥。如今的驷马桥是成都北部的一个较大片区，川陕公路从中穿过。
成都还有条著名的琴台路，是仿古街。杜甫诗说：“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的居所，被后世称为“琴台”，但琴台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晋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市桥西二百部，得相如旧宅。”如此推算，大概就是现在琴台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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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成都市区几十公里，到邛崃，还保存着文君井，相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设“临邛酒肆”时的遗物。
《史记》上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小名“犬子”。从小胸怀大志，因慕战国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家庭条件不错，父母资助他读书、击剑，并拜在蜀中大学者胡安门下。相如文武全才，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是个才子，而且举止高雅，传文称他“雍容闲雅甚都”。人才气质，都是一时之选。
汉武帝即位后，发现了司马相如的才能，于是召他入朝为官。他的代表作两赋《子虚赋》、《上林赋》，两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除《子虚赋》外，都完成于汉武帝时期。
在成都度过了晚年，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返家的司马相如，一面瞻仰蜀地先祖们留下的遗迹，一面浏览所能获得的全部书籍。除了继续练习击剑外，他还斗鸡走马，观看杂技。这时的成都是大汉帝国通往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城中往来的有西南部各族商旅、艺人。世界在司马相如的眼中是广袤繁复的，充满了灵性和神秘感。
草堂中的杜甫
安史之乱天下残破，而成都却没有受兵火之灾，仍然物阜民丰，歌舞升平。公元759年底，即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携家眷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来到了成都。他感到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成都府》一诗中，杜甫叙述说：“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杜甫对成都的第一印象，除了城内高大华美的房屋和冬天也郁郁苍苍的树木外，就是满城的音乐之声。他对这个音乐的赞美，在另一首诗《赠花卿》中更明显：“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杜甫草堂。移除 杜甫草堂。
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居住了3年零9个月，前后作诗约250首。成都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最为安定舒适的一段岁月。诗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生活，享受闲暇时光，他观察和描写的视角与心态也就有别于其他时期。成都温润宜人的气候，草堂清新自然的景色，滋润了杜甫的内心。他暂时抛开了功名和世事的重负，享受平静、本真的生活。诗风也一改沉郁孤愤，而转向了恬淡、清雅和愉悦。而他给我们留下的另外一首千古绝唱：“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不仅仅把西岭雪山的美展示给了世人，更把那时成都的繁华体现给了后人。
西岭雪山移除 西岭雪山
除了与乡村野老打成一片，杜甫与当时成都周围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常常把酒唱和。
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离开了曾令他魂牵梦绕的成都草堂。他身后的历朝历代，无论政权如何变换，帝王将相怎样更迭，有一点却不变，那就是人们没有忘记过胸怀苍生的诗圣。
1000多年来，每当草堂衰败之时，总有人出面倡导修复振兴，以彰显斯文。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诗人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现代抒情诗人冯至曾写《杜甫传》。移除 现代抒情诗人冯至曾写《杜甫传》。
菱窠中的李劼人
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在友人资助下，于沙河铺修建了几间茅草房作为居所，命名“菱窠”。
从1939年春举家迁入菱窠，到1962年12月与世长辞，24年间，李劼人一直在这里居住、创作。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天魔舞》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的修改和重写，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好人家》，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法国文学作品，梳理成都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说成都》、《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等，也是在此所作。现在的成都已经不再是李劼人笔下的面貌，但他的故居还尽力维持原样，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而顽强存在着。
李劼人移除 李劼人
原名李家祥，出生于1891年，其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他当过衙门小吏，办过报纸、杂志，曾赴法国留学，在大学做过教授，做过自由撰稿人，担任过机器厂的经理，合股开过造纸厂，开过饭馆，还在新时期当过成都市副市长，主管文化与城市建设。他交友广泛，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江湖中人。他为官，为商，亦为文。
如果想通过文学来了解“老成都”，最好的选择就是读李劼人。他本身就是巴蜀社会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作家。除了少年漂泊和留学法国的短暂时光外，终其一生，都固守本土。成都平原物产丰足养成的人文性格，众多名胜古迹等文化美学积淀的熏染，市井酒肆中的说书、道情、清音等民俗艺术的影响，都铸造着李劼人的艺术个性，使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市民趣味。
始终是以一种近乎欣赏的态度来描摹他那如历历在目的西蜀古都。尽管他在作品中不时对于地方文化、国民性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他又不自觉地因沉迷其中而减弱了批判的声音。
“家”里的巴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98号的一个大家庭。
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同三哥李尧林一起离开成都，前往上海读书。虽然远走他乡，但故土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创作宝库。
巴金年轻时。移除 巴金年轻时。
巴金一生漂泊在外，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可他的五部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以及众多短篇、散文，都是写成都生活的，其中《家》、《春》、《秋》、《憩园》又都是以成都大家庭生活作背景。
繁华摩登的大上海在他的创作中，却很少留迹。
在家人建议下， 巴金于1960年10月回到成都静心写作。在这期间他根据入朝采访的大量素材，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修改了长篇小说《寒夜》。他的《成都日记》详尽记录了他在成都4 个月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有观川剧、会亲友、访名胜、逛老街、品小吃、啖三花（啖，成都方言中为“品茶”之意）的闲情逸趣，也有他勤奋笔耕的创作以及多封家书。1990年，巴金将《成都日记》赠予成都市档案馆永久保存。
庆幸的是，成都还给巴金保留了两个去处：一处是位于百花潭公园内的慧园，这座园林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家》中的高家花园建成，园门前立有巴金雕像及冰心题写的“名园觉慧”石碑。另一处是位于龙泉驿区的巴金文学院，里面展出的巴金作品、图片及获得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奖章、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等，再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雨人生路。
鹤鸣茶社里的马识途
（说到马识途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姜文电影《让子弹飞》就无人不知了，《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
本来以为鹤鸣茶社是一个茶楼的形态，可跟着逛人民公园的人群走到湖边才发现，最醒目的是一座写着“鹤鸣茶社”四个字的仿古门楼，穿过门楼是一大片沿湖摆放的木桌和竹椅。大概因为略有阳光，上午10点刚过，湖边上的两排桌子都坐满了人。
马识途移除 马识途
人民公园从前叫少城公园，前身是清朝时候成都少城的一座园林，也是成都的第一个公园。李劼人在作品里写过它的来历，宣统年间，成都将军玉昆把关帝庙旁边一片荒芜的野树、荷花池和周围空地开辟为公园，修了几所假洋楼和亭榭，招了几家餐馆茶铺，门票是十铜圆二枚，生意很兴隆。鹤鸣茶社也跟着少城公园成了成都民国时候的名地，在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里有段详细的描述。
姜文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小说《盗官记》。移除 姜文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小说《盗官记》。
《夜谭十记》的作者马识途今年已102岁，除了关节炎腿疼，身体很好，头脑思路非常清楚。他的原名叫马千木，“马识途”不是一个笔名，而是他在党内的名字，因为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而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觉得找到了人生道路，他这匹老马识途了，所以改叫马识途。
经常泡在茶馆里，马识途对茶馆文化很熟悉，专门写过四川茶馆的文章。他告诉我，四川人是明末清初从外面移民过来的，各地混在一起，这里又很富庶，所以都喜欢喝茶。四川茶馆实际上官方办公、做买卖做生意、调解纠纷、流氓打架都在这里。《盗官记》写到的鹤鸣茶社里买官卖官就确有其事。
除了人物形象鲜明，他的小说里也涉及大量四川的方言和民俗。马识途说，从技术上说选择使用方言是为了凸显人物的形象。而且四川人的叙述方法本身就喜欢幽默和讽刺的东西，它不像普通话一样很直接，四川人的对话经常是用拐个弯、很有趣味的语言来表达，这是很优美的。“所以我们四川人好几个作家把方言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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