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原文] 太上①，不知有之②；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③，其贵言④。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⑤。 [译文] 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注释] 1、太上：至上、最好，指最好的统治者。 2、不知有之：人民不知有统治者的存在。 3、悠兮：悠闲自在的样子。 4、贵言：指不轻易发号施令。 5、自然：自己本来就如此。 王弼《道德经注》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亲而誉之； 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其次，畏之； 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 其次，侮之。 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言从上也。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处不足，非智之所济也。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苏辙《老子解》 太上，下知有之；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親之譽之；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信不足，有不信，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河上公《道德经注》 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设刑法以治之。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说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也。谓天下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也。 [引语] 这一章里，老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他把统治者按不同情况分为四种，其中最好的统治者是人民不知道他的存在，最坏的统治者是被人民所轻侮，处于中间状况的统治者是老百姓亲近并称赞他，或者老百姓畏惧他。老子理想中的政治状况是：统治者具有诚信的素质，他悠闲自在，很少发号施令，政府只是服从于人民的工具而已，政治权力丝毫不得逼临于人民身上，即人民和政府相安无事，各自过着安闲自适的生活。当然，这只是老子的主观愿望，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 　 [评析] 老子在全书中第一次描画了他的理想国政治蓝图。第一句四个层次的划分，不是从古到今的时代或时间顺序，而是指为治理好坏的统治状况。在老子的观念上，理想的“圣人”是要“处无为之可，行不言之教”，要一如处“太上”之世，体“玄德”之君，能够“生之畜之”。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生动的画面，可以说是对老子的“百姓皆曰我自然”的最好图解。 在本章中，老子把这种理想的政治情境，与儒家主张实行的“德治”、法家主张实行的“法治”相对比，将其等而下之。实行“德治”，老百姓觉得统治者可以亲信，而且称赞他，这当不错，但还是次于“无为而治”者。实行“法治”的统治者，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实行残暴扰民政策，这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的表现，人民只是逃避他，畏惧他。老子强烈反对这种“法治”政策，而对于“德治”，老子认为这已经是多事的征兆了。最美好的政治，莫过于统治者“贵言”，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和政治相安无事，以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统治者是谁。当然，这种美治在当时并不存在，只是老子的“乌托邦”式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