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煦致张之洞书 张孔明

读张煦致张之洞书 孔明 近者，得友人张民赐书一部，曰《张煦张赞元父子年谱》。张民系张煦之后，请牛济先生为乃祖修谱，足见赤子之心。读此年谱，感慨系之者多，尤以《致鄂督张香涛书》为最。张香涛即张之洞，受信时为湖广总督，权倾一时，声名显赫。写信人张煦，清末廉吏，写信时为湖南巡抚。 张煦出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其顶头上司。清末之际，多事之秋，总督擅权，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当其时也，张之洞权倾地方，岂能把区区一省巡抚放在眼里？自是风闻即责，时时掣肘，弄得张煦无所适从。按照为官之道，即使对上峰有一百个不满，也应当一百个忍气吞声。故此，《致鄂都张香涛书》，应是张煦忍无可忍之作。张之洞拆读此信后的心情，作何反应，不得而知，亦不好揣想。但即使今天读来，仍不觉得过时，甚至觉得有点直指当下的味道。 首先，这是一篇儒林美文。作者才学，只此一文，已淋漓尽致；作者胆识，于字里行间，呼之欲出。胸中不平事，日积月累久，厚积而薄发，如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吐于纸上，一气呵成，痛快！痛快！由此可见，美文不在巧于构思，不在无病呻吟，不在呕心沥血。言为心声，言之有物，胆识赋予文字，一经才学经纬，美文成矣。把此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必使学生受益！ 其次，这是一篇官场檄文。作者起笔以“才大望重”四个字赞誉张之洞，肯定他“为海内所钦仰”，并直言：“鄙人敢不敬服？”只“敢不”两个字，已见得作者不然之心。既然上司“才大望重”，下级焉敢不“敬服”？只是“敬服”有面与心之分。在张煦笔下，所谓“为海内所钦仰”已打折扣了。先扬后抑，开门见山，“扬”之辞何等吝惜，“抑”之文却和盘托出，笔锋所指，直击张煦之所恶，即张之洞之所好也。“好大喜功，惑于浸润，往往言不顾行，病在才优于德，无镇静功夫，以致遇事张皇，虎头蛇尾，言入即行，既行复悔。”如此评价上官，时人不目瞪口呆乎？即如今人，敢有如此直言不讳者乎？特别是“病在才优于德”六字定评，可谓石破天惊。清朝末年，吏治不治，庸碌之官辈出，张之洞以《劝学篇》而蜚声儒林，其才学为时人所敬仰。然而，恰是“才优”二字，使他恃才而傲视同僚、下属，张煦所列其“病”，根在此乎？病症跃然纸上，笔意却峰回路转，曰：“若再加以涵养，庶为完人。”妙也。如此褒贬自如、收放自如、抑扬自如，真文章高手也！如此行文，可谓先声夺人！ 文章气势已在，作者顺势命笔，如江河之奔腾，不加遏止。作者不满张之洞轻信谣言，“一耳闻之，料以为实，六百里加急文件一日数至，殊为惊骇”。谣言杀人，以张之洞之博识，能不知乎？见风就是雨，隔着八百里洞庭湖，对一省之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作为巡抚，谁受得了呢？张煦秉笔直书，回答何其斩钉截铁：“弟服官四十余年，洊至今职，岂毫无知识耶？皇上不以弟为不肖之臣，尚假以重任，公何不谅之甚也！弟老矣，求退不遑，岂能竟日作书吏，与公争笔墨之长短乎？”真是官老笔亦老，倔强中言不掩锋，犀利而一针见血！ 张煦为官四十年，官至巡抚，深得光绪皇帝信任，自然有“倚老卖老”的资本。张之洞虽为上官，对一省巡抚起码的尊重岂能可有可无？善言之，这是张之洞疏忽大意之处；换言之，这是张之洞不智不明之处。张煦说得好：“古之人，耕则问仆，爨则问婢，名有攸分，事有专责。”一言以蔽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之洞能例外乎？不能，则张之洞之所为，就显见不自量力，太自以为是了。显而易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也就太不把别人当回事了。 既已晓之以理，便不能不辅之以据。以张之洞之树大招风，张煦岂能不闻之一二？似乎是信手拈来，便罗列出“有人言”、“又有人言”、“又有人言”、“又有人言”等凡四例关于张之洞的负面传闻。末了，张煦告之张之洞：“弟姑听之耳，初未尝一言奉闻，公何好亲细事？”张之洞读信至此，未知汗颜否？ 至此，张煦意犹未尽。他坦言：“至巡抚应办之事，弟当自行料理，无烦过虑，空言无补之，书亦无烦再施，则受赐多矣！”把话说到这份上，真是不客气到家了，足见老巡抚之气愤难平也，亦足见张之洞瞎指挥之甚也。张煦告诫张之洞：“公若恃才傲物，以势凌人，人纵甘而受之，是岂海内君子所望于公者乎？”言辞恳切，乃见拳拳之心。张煦希望张之洞：“弟深愿公为良臣、纯臣，不愿公为才臣、能臣。公再三思而审度之为幸！”信笔戛然而止，诤言却余音绕梁。味之者再，对张煦之品格秉性，肃然起敬矣。 张煦之此信也，贵在文胆之过人也。张煦若是活到现在，这样的信敢写乎？写得出乎？写出而能安然无恙乎？《张煦张赞元父子年谱》告诉我，张煦善终在山西巡抚任上，归葬于西安长安县。光绪帝特颁御制祭文，赞之以“性行纯良，才能称职”八个字。未闻张之洞报复过张煦。 张煦《致鄂督张香涛书》，大约写于清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时年张煦71岁，张之洞55岁。嗟乎！岁月已逝120年矣，张煦何在？张之洞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