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品人《我心里的一尊碑》张孔明

孔明品人：我心里的一尊碑 张孔明：笔名孔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人。著名散文作家，出版有散文集《说爱》《谈情》《红炉白雪》《当下最美》及点评本《贾平凹妙语》等作品。供职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责编有《全唐五代诗》《贾平凹文集》《杜鹏程文集》《陕西文学60年作品选》等图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 我心里的一尊碑​ 在这个不飞雪的冬天里，我怀念我的语文老师陈瑞林先生。 记得是去年中秋的时候，党端婧老师来访问我，与她很自然地谈起陈老师。党老师比我年长，但在陈老师面前也是名副其实的学生。我在北关中学读书的时候，党老师是陈老师办公室里的常客，因为陈老师喜爱我，我也常去，就和党老师有了共同的语言。我问党老师：“你可知道陈老师怎么样了？”党老师说不知道，但与我相约，过了国庆节，专程去探望。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吧？竟也忘记了陈老师的年龄！我上高中的时候，陈老师已经年届花甲了。我上大二时陈老师已经退休。现在，我大学都毕业28年了。心里当然担忧，但仍期盼，结果期盼来了一个令我难受的消息：陈老师已经作古三年了。 我没有悲从中来，却愧从中来。我没有理由不知道老师过世的消息，也不能用忙来安慰并解脱自己。陈老师的家离西安城区可谓咫尺。从白鹿原北坡下去，过灞河，过西蓝高速公路，过老312国道，便是古华胥国遗址所在的新街村，陈老师就住在这个村子里。陈老师是陕西著名才子牛兆镰的关门弟子，与乃师一个故里，毕业于著名的三原中学，回乡执教小学。上世纪50年代初，奉命调入大荔师范学校，供职逾20年。他是一头沉，又想着叶落归根，便屈尊调入蓝田县北关中学。我上高中时亲近他，是因为他赏识我的作文，时常拿了我的作文当范文到别的课堂上朗诵，这一份荣耀所产生的自豪加感激深深地沉淀在了我的心底。他鼓励我写作，推荐我课外诗文读本，把自己的藏书介绍给我阅读，向我常讲一些古人好学的故事。事实上他喜爱所有喜欢他语文课的学生，但凡去找他，无论是否为了学习，他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容。他的家乡背靠着横岭，他的脸与横岭的沟壑地貌有几分相似，但不严峻，即使生气的时候也无法显现师道尊严。多年后我回想他的脸，自己笑了。他的脸与枯莲更相像，他的笑是莲花的喜悦。 不止一个同学问过我：“你为什么会和陈老师好？”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在北关中学，许多老师和学生对陈老师很不尊重，我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陈老师是读过私塾、背过四书五经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他是满腹诗书，挣钱舍不得吃穿，却舍得买书，书丰富了他，也文化了他。他告诉过我，他的好脾气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后天修炼的。与他有了深交后，才明白他并非对轻慢与侮辱无动于衷，他怜悯所有的轻慢者与侮辱者，因为他们只会也只敢在善良者面前显露他们的可怜和可憎。陈老师告诉过我，他不忍，他大而化之，因为“忍”字是心上戳一把刀，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他就学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他的处世哲学被解读为懦弱、窝囊、迂腐，他知道被误读，却泰然自乐。他说做人是做自己。既然怀揣着个良知，就照着良知去做，但求问心无愧，不求被所有人理解。事实上，被理解又能如何？小人不会喜欢君子，势利眼只会向权势献媚。多年后，等我有了人生阅历后，才真正悟透了陈老师的话。蜜蜂不喜欢屎，苍蝇不喜欢花。人与人道不同，何必违心周旋呢？敬而远之可也。就处世而言，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祖父，一个是陈老师。祖父告诉我忍，陈老师告诉我不忍，殊途同归，那就是大而化之。世间的人和事，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上大二的那年秋天，陈老师突然来到兰州，说是路过。陈老师退休了，觉得自己身体尚健，记忆力也好，早早回家颐养天年太奢侈了，也对不住自己一肚子诗书。他应聘到了宁夏中卫县，继续他的传道授业解惑。那一天陪同陈老师走著名的黄河铁桥，游著名的白塔山，师生有说不完的话。之前我已经耳闻他有一肚子委屈，我不问，他不说，只在诗文掌故里你言我语地陶醉个不亦乐乎。那一年我才十八岁呀，少年心事当拿云，踌躇满志溢于言表。陈老师却已是六十“高龄”，与他的学生没有了阅历的隔阂，只有了赤子之心的情投意合。他到了中卫以后，与我一直保持着书信，他数说着中卫学生的苦与质朴，我诉说着自己志向的远大豪华。多少年后，回味那一段师生书信往来，真感激了天地造化的惬意安排，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师生之间的那一种诗文传承的道义之美。如果把人分为身和心，身是父母所赐，心却是老师所培育。老师之道在于言传身教。老师是花粉，学生是蜜蜂、蝴蝶，受益而不自知，恰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我回西安后，老师也告别了宁夏中卫，回到了老家。他是闲不住的，找我寻工作，说是看大门也好。我答应了他，却没有满足他。我的心思他知道，我不希望他再奔波。不久，他写信告诉我，他应聘到了狄寨中学。狄寨原就是白鹿原向北的延伸，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新街。过了古稀之年，他才彻底告别了讲台，过上了田园生活。也可能有一年的光景，他被请到县上编县志。我去看望他，大热天与另一位老者同居一室，没有电风扇，一边手摇扇子，一边满脸淌流着汗水。他高兴，说修志是当世功德，他老师牛才子就修过县志。他具体负责交通志，整日爬格子乐此不疲。县志出版后，我找不到他的名字，扫描式阅读后才发现，编纂委员会的名单占了多半页，陈老师的名字隐藏在脚注的一堆六号字里。还好，总算是“人走留名”吧！ 陈老师常进城看我。他家没有电话，也不习惯电话，想进城了就站在公路边，只要进城的班车都上，不在乎有无座位。他说：“我腿还硬朗，站着没事。”对我来说，他是不速之客。他总带些地里长出来的萝卜、红苕、苞谷棒子等，不空手。我笑说：“你是老师呀，来已经搞反了，还带东西，折煞学生呀！”他慢声细语解释：“是你师母的意思。我说进城找孔民（我原名）呀，你师母看见家里有啥，就往兜里装。新鲜的，你尝个鲜。”坐不了十分钟，他就起身，说：“孔民，我见你了，我回呀！”他嫌我忙，耽搁我工作。我不放行，总是哄他：“不忙！不忙！”带他去饭店吃饭，他总是推辞说不饿，我说我饿了，他不吱声了，跟着我。一碗面，一碗饺子，不许我要菜，还振振有词：“你工资不高么，孩子正花钱！我是吃地里的，地里长啥吃啥，吃得最多的就是菜。”我进商店买东西，他推三阻四，我笑道：“总得给师母带些啥吧？不然，师母埋怨你这个学生不懂事。”我总想买些农村稀罕的食品，他总是嫌贵。送他到车站，他说：“你总是破费，我再不来了。”他仍来，只是相隔的时日越来越久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1995年麦收后，那一日回蓝田，感觉不见日久了，便决定半路上下车，去访他。一下公路，就看见一个人在摊场。草帽，蓝制服衫子，黑制服裤子，拿着杈，弓着腰。眼前一亮，扬声喊：“陈老师！”陈老师耳灵，转过身，叫：“孔民！”摔了杈，急步迎过来，拉着手不丢。跟进他新盖的楼，师母正坐在杌子上择菜，看见我喜悦地直起身子，说：“你看天热的，我娃快坐下凉快！”小脚进来出去，递扇子，沏茶，寻吃的，腿脚已不灵便。我不打算吃饭，师母却非要做饭，说：“不常来么，你多坐会儿，你师生说话。”端详我的老师，古铜色的脸胖了，黑了，却显得更健康了。陈老师说，他现在不读书了，伺候师母的自留地，图个自食其力；伺候一堆孙子、一堆鸡，图个天伦之乐。说着话，孙子就这个来了，那个去了，要这要那的。陈老师指着门外的山说：“虽然这山不是那山，但总算是体会到《归田园居》的那种诗情画意了。”顺口吟了几句陶渊明的诗。他领着我看楼，两层，楼上楼下的窗子都没有安窗框。他说为了这个楼，积蓄掏空了。当初老五的媳妇娶不进门，媳妇的进门条件是盖楼。他有五个儿子，都务农。老五是可以接班的，却没接成，个中曲折，陈老师不说。五房媳妇娶回家，加上盖楼，开销是想得来的。陈老师从来不说负担重的话，师母想说，陈老师不让说。临走，陈老师送了我几本书，说：“留个纪念吧！”他送我到公路边，车远去，他远望，一直到我看不见了他。那一次我落了泪，不知为啥。或者说我知道为啥，不方便说。我背了一路周敦颐的《爱莲说》。在我心里，陈老师就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荷。 工作确实是越来越忙了，岁月不留神，就溜走了很多。年年提醒自己要去看陈老师，年年都落空了。西蓝高速公路通车后，按说看望他老人家更方便了，却一年多少个来回都错过了。检讨自己，只能说没有那个心。怎么能忘记自己爱戴的老师呢？可我就是“忘”了。自知是心里有着老师的位置的，可为什么不去看望他老人家呢？深深的自责一直使我内心不安。去年已过了三年，那么老师应该是2009年作古的。14年里，他老人家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和我一样“忘记”了老师，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忘记”了他曾经给予过关爱的学生？老师的忘记是一种“忘我”，学生的忘记却是一种“忘本”。 我知道自责没有意义。江河不倒流，岁月不倒回，老师走了，越走越远了。岁月的无情，第一便是夺情。人生的全部意义都系于一个情字。亲情与生俱来，师生之情可遇不可求。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事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良师益友，真情寄生其中而不自知，虽自知而不牢记，虽牢记而不维护，虽维护而不身体力行，真情便被岁月慢慢地稀释，乃至于若有若无。情之在人，一百次问候不如一次握手。真情如同鲜花，珍视并不能阻止枯萎，只有及时地表达、送达，彼此闻得见芳香，才算得上真正地拥有。 陈老师，我辜负了你！然而我无须请你原谅，因为你早已潜移默化了我，使我明白了你的与众不同。你是蜡烛，燃烧就是为了发光，发光就是为了照亮别人。你恪守宿命，以自己一生的言行给自己立起了一尊碑。现在，这一尊碑已在了我的心里。 （原载《金秋》201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