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收听,期待你对本期节目的评论留言哦~议会中的群体非常容易受到暗示。所有的群体都一样,暗示来自拥有威望的领导人。但在议会群体中,这种暗示有明显的限制,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事关地方和地区利益的所有问题,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想法,无论怎么说服都不能使之动摇。即使有狄摩西尼那样的才能,也不能让一个议员在投票时就贸易保护或自酿自给烧酒者的特权这样的问题改变决定,因为这些问题代表了有势力的选民的诉求。这些选民之前的暗示重要得足以让人不去考虑别的建议,保持意见的绝对稳定。
面对一般性的问题,如推翻内阁、设立税种等等,就没有固定的意见了,领袖人物的意见可以起作用,但不完全像在普通群体中那样。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领导人,他们的影响有时旗鼓相当。议会夹在对立的意见当中,肯定会犹豫不决。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往往在一刻钟内投相反的票,给某项法规加上一条可以葬送它的条文:比如,先是剥夺了工业主选择和辞退工人的权利,然后又采取某种罚款,可以说取消了这种措施。 然而,在众多的讨论中,议员们事先并没有很坚决的主张,真正的主宰还是那些领袖人物。
领袖人物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出现。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群体中的人不能没有领导者。所以,议会的投票往往只体现一小部分人的观点。
领袖的影响力量很少来自理性,而往往都来自声望。最好的证明是,如果出现某种情况,让这些领袖失去声望,他们立即就失去了影响。
领袖的这种声望属于个人,跟头衔和地位没有关系。朱尔·西蒙先生提到1848年的那个议会(他为其中的议员)的一些大人物时,给了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 ,拥有足够声望的领导人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知道有个著名议员,在多年的时间里起着重要影响,在最近的选举中由于某些金融事件落选了。以前,只要他使个眼色,内阁就会倒台。有个作家在下列几行文字中清楚地指出他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不得不多花三倍的价钱购买东京,在马达加斯加也没站稳脚跟,在尼日尔南部放弃了整个王国,还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这些,原则上都应该归功于X先生。X先生的理论让我们失去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带来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该过于痛恨这些领袖。当然,他们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之所以有影响,很大原因是他能听从公众的意见。在殖民地这事上面,当时的情况完全与现在不同。领导者很少能领先公众的意见,几乎总一味顺从他们,甚至连错误都照单全收。
领袖说服群众的办法,除了声望,就是我们已经列举过多次的那些因素。为了能自如地指挥他们,他必须熟知群体的心理,哪怕是无意识的,必须懂得如何跟他们说话,尤其要懂得词汇、句子和形象的奇特影响。他必须拥有特别的、具有综合素质的口才:有力的断言——不要提供证明,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加上泛泛而谈的大道理。所有的议会中都能见到这类雄辩高手,包括英国议会,那可是世界上最审慎的议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了议会可以无意识到什么程度,又会如何服从与自己的利益截然相反的暗示。对贵族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然而,在举行“制宪会议”的那个著名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对于议员们而言,放弃自己的豁免权,意味着时刻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也这样做了,冒着互相残杀的危险,尽管心里知道今天送同伴上断头台,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但他们已经到了我所描述的完全麻木的地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走向麻痹。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比罗·瓦雷内的回忆,极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我们作出的这一深受指责的决定,”他说,“两天前不会做出,一天前也不会做出:因为发生了危机,我们才这样做了。”没有比这讲得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