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上海有点声名狼藉,说起上海人,大家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上海人在这方面也有点自卑,似乎会过日子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缺点。但是,生活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过日子。在这方面,阳奉阴违是个策略,面子上、宣传上、文化上、市政建设上高大宏伟,意思是“生活在别处”,人们无可奈何,但你总不能不让我低了头喝老鸭粉丝汤吧。只可惜的是,像张爱玲这样理直气壮信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老生常谈,将小日子通过文章升华到不朽的文人实在不多。古代文人经常这么做,曹雪芹就是写过小日子的大师。“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预备着洗手。”庸俗不堪的蟹肉,经曹大师这么妙笔生花地一写,就成了风雅韵事。现在不同,上海人一面过着小日子,就是吃了大闸蟹,也觉得脸上无光,不好逢人就讲的。文人说起上海,言语间还要解释遮掩,总是迅速站到谴责小市民的立场。在上海一个文人要获得优越感太容易了,骂骂小市民即刻“政治正确”。其实上海只是20世纪中国迷信“生活在别处”、反生活的新文化潮流的一个典型,一头生活的替罪羊。20世纪以降,中国世界对中国经验、中国生活、中国式的过日子的自卑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的。这方面,中国20世纪的写作与生活世界之间,真的是有点名不副实。日子过的是小日子,宣传说的是丰功伟绩,我们一直是那样英勇地生活着吗?普鲁斯特何时在上海出现?或者像乔伊斯写都柏林那样写写上海,为它立一座日常生活的语言丰碑。这家伙写煎羊腰子和出恭的那一段,真是写得好。
今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出租车从街上经过,我立即感觉到上海出现了某种过去我没感觉到的气氛,过日子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城市理直气壮地卷土重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固然现代、时髦、高大、宏伟、宽阔了,汽车在奔驰,但生活世界的荒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那些世界最宽阔的大街上奔走了一早上,想找一家卖豆汁油饼的小店,硬是找不到,这种大街不会为小店留下一条缝的。上海自然也免不了为大形象而自我改造,外滩焕然一新、耸入云霄、雄伟洋气,但只要从南京路两侧的任何一条小街走进去,过小日子的浪潮就汹涌而来。弄堂里甚至大街上,各式各样的洗干净的衣服、被褥、乳罩、裤衩从一家家的窗子里穿在竹竿上伸进天空,朝着太阳迎风招展,洁癖者认为这种上海风景很不雅观,我却以为这才是上海的诗意,哈哈,生活的旗帜!有的电车上,售票员还在使用那种老式的售票本,没有一票通用。看着售票大姐挎着那个塞着各种价格小票的皮包在人群里穿过来,真像是置身在费里尼的一部电影中。营业了上百年的裁缝店依然在量体裁衣,与时代流行的一刀切完全不同。上海博物馆是免费的!老牌餐馆要预约定座,里面依然有上了年纪的服务生在接待客人,这种服务生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他们把伺候顾客这一行玩到了大师水平,使得许多财大气粗的小人物感到压力。我发现上海又可以无所事事地闲逛了,无数一个式样只有一件的小服装店、咖啡馆、私人菜馆刚刚开业。那把患着洁癖的热衷于凡事一刀切的现代化手术刀,在小市民顽强的生活力量面前被磨得卷起刃来,对生活世界日复一日生产着的各种“乱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开始用加法,而不是非此即彼。我听说上海对别的城市依然在围剿的小商贩也开始容忍了,真是伟大的进步!张爱玲的上海正在魂兮归来。二十年前我去上海,住在一家大众浴室。这次是住在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1846年,是一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洛克式的建筑。饭店介绍说,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名人当年都在这里住过,它曾经是远东最著名的酒店。可笑的是,这只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因为旧了所以便宜。旧就是没有档次,低档——这个时代的真理,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巴洛克风格”也不能幸免。我捡了一个大漏,享用了落地窗帘、有着路易·波拿巴时代沿袭下来的风格的高背椅、宽阔无比光线充足的卫生间、铜质的浴缸龙头以及一百五十年前用小木块拼成的原装木地板,踩上去很有弹性,发出普鲁斯特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响声。后来我到一楼去喝咖啡,味道相当好。那是我五十五岁中的一日,坐在礼查饭店的咖啡厅里,窗外是苏州桥。想起1979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二日,我们做了一件事,去找一家咖啡馆,一定要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喝上一杯。我们终于在人民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家,那其实是个大众冷饮店。我们坐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咖啡上来了,那是一杯兑了些咖啡色粉末和奶粉的浓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味道差极了。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