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人在纽约，却与世隔绝

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正因其大度，城市的高墙里面，才容纳了众多这一类人；纽约的居民都是些外来客，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寻求庇护，寻求施展，或寻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标。纽约的一个神秘特点就是有本事派发这类暧昧的礼品。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除非愿意碰碰运气，否则，不来纽约最好。 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它的西服翻领上浸润的味道，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结果，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此刻，我坐在中城闷热的旅馆房间里——房间紧靠高楼天井的半截腰处，忍受华氏九十度的高温。房间里没有一丝风，然而，我仍不由地感受到周遭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 隔二十二个街区，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遗体安葬处；隔八个街区，内森·黑尔给人处决；隔五个街区，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办公室直捣马克斯·伊斯曼的鼻梁；隔四英里，沃尔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头为《布鲁克林鹰报》写评论；隔三十四个街区的一条街上，薇拉·凯瑟住过，她来纽约，写一些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书；隔一个街区，马塞林曾经在竞技场剧院的舞台上插科打诨；三十六个街区外一处地方，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了众人的面，将一台收音机踢得粉碎；隔三十个街区，哈里·索枪杀了斯坦福·怀特；隔五个街区，我曾经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人引座；仅隔一百零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恶，（这份单子，我可以没完没了地续下去。）如此说来，我现在栖身的这个房间，很可能住过不知多少不朽的名流，他们中的一些，也是暑天坐在这里，热得喘不上气，孤独而又闭塞，感受着外界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几分钟前，我下楼用午餐时，瞥见弗雷德·斯通坐在我旁边。（靠墙隔了大约十八英寸）十八英寸是纽约为其居民定下的一个分寸，彼此之间，有联系，又保持距离。我与弗雷德·斯通的联系，只在本世纪初，我看过他演的《绿野仙踪》。但我们的侍应生见到仙境来客，一样也很激动，斯通先生离开餐厅后，侍应生告诉我，他（侍应生）刚来美国时，年纪轻轻，一句英文不懂，头一次约女孩儿看戏，就是《绿野仙踪》。侍应生回忆，演得真是好极了，有稻草人，有铁皮人。精彩！（我俩之间，也是十八英寸。）“斯通先生胃口真好，”他深沉地说，很满意似乎参与了历史，与仙境扯上些关系。 纽约给人参与的快感，又搭赠了私密，与大多数拥挤的社区相比，它成功地将人们隔绝开来，（只要你有此愿望，而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并需要这种隔绝。）免得他们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轰动、暴烈或妙不可言的事件受到打扰。就我在这空气污浊的天井旁小坐的这会儿工夫，城里出了不少热闹。一名男子因妒生狂，枪杀了他的妻子。没人大惊小怪，除了他那个街区，报纸也三言两语带过。我亦不去理会。我来纽约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展也搬来纽约。我没去看，这里的八百万居民，大多数也没去看，虽然据说现场人满为患。我甚至不曾听见飞机的噪音，只有几架西去的商业航班，惯常从大楼天井上空飞过。北大西洋上的远洋巨轮来而复去。我从不注意它们，其他纽约人也是如此。我听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滨水区方圆六百五十英里，这里停泊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地。但我来后，只留意过一艘小小的单桅帆船，是我前日晚上走过布鲁克林大桥，碰巧见它趁落潮前抢风驶出东河。 不过，有一日午夜，我听见玛丽女王号邮轮鸣笛，那声音传述了一整部别离、思念和伤逝的历史。国际狮子会的名流忙于集会。狮子无影无踪。我的朋友见到一位，对我讲了他的事情。（他跛腿，穿西班牙式短上衣。）在棒球场和赛马场，体育大赛激战正酣，我不看棒球，也不看赛马。州长进城了，我听到警笛呼啸，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仍是十八英寸的距离。一块檐板落下，砸死了人。我与这场悲剧毫无干系，而举足轻重的又是这毫厘之差。我说这些，只为表明，纽约的结构奇特，几乎包容了一切，（从东区上千英尺长的邮轮，到西区两万人众的集会。）断不会转嫁到居民头上，如此一来，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都无可无不可，纽约人乐得自行选择他们的热闹，保全了自己的灵魂。 在或大或小的多数都市里，个人往往完全没有选择。他就好比给抛进了狮子会。狮子会压倒一切，躲也躲不开。檐板坠落，就像砸在每一位公民的头顶，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劫难逃。有时我想，惟一还能惊动纽约人的事情，怕是每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日游行了，它的渗透力极强——爱尔兰人是一个想不理会都不行的民族，五十万人居住在这里，家里就有自己的警察。人在纽约，却与世隔绝，这个特点，很可能削弱了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或许，融入某个社群才更健康些，在社群中，檐板落下，人人感受冲击，州长过路，你至少能瞧见他的帽子。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替纽约辩护。许多人定居这里，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稀罕的馈赠，我想它对纽约人的创造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所谓创造，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懂得如何放弃大大小小的诱惑。虽然纽约经常给人孤苦伶仃、遭世人遗弃的感觉，但它从来都不沉闷或呆滞，你始终觉得，只要愿意搬出十个街区，或者少赚五块美元，就能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人，其实精神上不能自主，他们从这座城市的千变万化和种种刺激中汲取营养，守住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在乡下，也有些机会让人突然焕发活力——比如，天气的变化，或邮件带来什么消息。而在纽约，机会是无穷无尽的。我想，许多人来这里，许是因为精力过剩（他们为此离开了家乡的小镇），但也有些人，倒是因为意气消沉，他们发现纽约是个避风港，也没准儿等闲就帮你换了一种活法。 大体说来，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通勤者使它如潮涨潮落般生生不息，本地人给它稳定和连续性，移居者才点燃了它的激情。意大利来的农夫，在穷街陋巷开一间小杂货店，密西西比河岸小镇来的姑娘，只为逃避邻人的流言蜚语，中西部玉米地带来的小伙子，提箱里塞一部手稿，心里充满忧伤，无论是谁，都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像初恋一样，心情激荡地拥抱纽约，每个人都以探险者的好奇目光打量纽约，每个人发出的光和热都胜过爱迪生联合公司。通勤者是最怪诞的一群了。他居住的郊区没有活力可言，不过是白日终了时供他歇息的地方。一些人住在玛玛隆耐克或小耐克或逖耐克又在曼哈顿上班，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火车或汽车班次，或者午间的快餐路线。他终日伏案工作，从不曾漫步夕阳下，惊喜地撞见中央公园的贝尔威德城堡，池塘水面，石堡耸立，男孩子在岸边钓鱼，女孩子随意平躺在突起的岩石上。他决不会在纽约闲逛，突然发现点什么，毕竟，他得忙着赶火车。他将钓丝瞄准曼哈顿的钱夹子，起获点小钱儿，顾不上倾听纽约的呼吸，也不曾清晨随它醒来，夜里又伴它入梦。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有大约四十万男女，从地铁和隧道涌出，奔入曼哈顿岛。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阅览室窗外，栎树飒飒有声，室内更显得寂静，传送图书的升降机（像架老水车）不断把书吐在托盘里。通勤者守在威切斯特，守在泽西家中的炉前，从没有见过包厘街的火炉，那里，冬夜气温降至零下时，大油桶燃起熊熊火焰。他们可能供职于下城的金融区，从没有见过洛克菲勒中心葳蕤的花圃——水仙花、麝香兰、白桦，还有清晨迎着和畅春风飘飞的彩旗。也或许，他们在中城的写字楼工作，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却从不曾凭临海堤，远眺总督岛。通勤者生前，跑了不知多少里程，但他从来不曾漫游过。他们的进出路线，要比土拨鼠群落更迂曲，困在东河隧道的泥浆里时，听天由命地打桥牌。仅长岛铁路公司，去年就搭乘了四千万通勤者，不过许多人，都是踏了自己的足迹，哪儿来哪儿去。纽约有它独特的地形，到头来，城里的居民，有时倒比通勤者走得还远。欧文•柏林沿小街从下东城的樱桃街去上城的公寓，三四英里的路程，却好像绕世界转了三匝。 诗歌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加上韵律，必然意味深长。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数百万常住居民能够感觉这首诗的魔力，但谁又能说得清它的全部含义。高入云端，美轮美奂的写字楼下，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河滨教堂必恭必敬地举行圣餐礼，隔几个街区，哈莱姆区的伏都教就在施展魔法。商界大亨乘豪华轿车沿东河快行道直驶华尔街，路经几百码外吉卜赛酋长的栖身处，但此大亨与彼酋长从不照面，况且，酋长们还没起身，他们的生活比大亨悠闲，醉酒的时候更多。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假日》杂志（1948年） 背景音乐：《Blue Rose》-Lizz W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