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货真价实的老纽约

纽约与巴黎不同，与伦敦也不同。它不是斯波坎市乘六十倍，也不是底特律市乘四倍。它让所有城市望尘莫及。它甚至想法儿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刻，凌空达到了最高点。帝国大厦拔地而起，高达一千二百五十英尺，而此时，草木长出地面六英寸也是疯狂。（大厦顶部有一座飞艇系留塔，但从没有飞艇造访过；不景气的时候，需要雇人冲洗厕所；它还在大雾中给一架飞机撞过，无数次遭受雷击，时常有人想不开，从楼顶纵身跃下，以致行人经过第五大道和三十四街交界处时，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曼哈顿东西南北，再无可以扩张处，只有向高空发展。这一点，便是它气势恢弘的主要原因了。它对美国的意义，如同乡下教堂的白色塔尖——那是理念与信仰的实在象征，飞升的白翎呼唤，道路就在上面。夏季的游客，乘车晃晃荡荡驶过地狱之门大桥，在皇后区的鸽舍和后院上空滑行，从卧铺车厢的窗子眺望西南，第一抹晨曦投射在中城钢铁铸造的尖顶上，他能清晰无误地看见城市腾身而起：高墙与塔楼升高，烟雾升高，温度暂时还没有升高，千百万醒来的人们，希望和激情也在升高——如一柄犀利的长矛直逼苍穹。 纽约竟能运转，简直是个奇迹。事情让人完全难以置信。居民每日刷牙，得从卡兹基尔山区和威切斯特县山中汲来几百万加仑清水。曼哈顿的小伙子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孩儿写信，爱的信息是通过充气管道吹给她的——“噗”的一声，就这样子。电话线、电力线、蒸汽管、煤气管、污水管的地下系统，已经是个足够的理由，让人把曼哈顿岛丢给上帝和象鼻虫了。每次切开人行道，手术的噪声都吵得人毛骨悚然。按理说，纽约早就该毁于恐慌、大火、骚乱，或者循环系统某些攸关重大的供应管线的失灵，或者哪种莫名其妙的短路。城市早就该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瓶颈处，发生难以收拾的交通混乱。食品供应线若是中断，只须几天，城市就将饿毙。贫民窟流行或船只上的老鼠传播的瘟疫会扫荡它。海浪会从四面八方席卷它。每隔几天，从泽西吹来的烟雾，就像恐怖的裹尸布，大白天遮挡了所有的光线，大楼的办公室仿佛悬在半空，人们摸索，沮丧，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如此这般，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巢室里工作的人，怎能不精神失常。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惧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可尽管麻烦不断，效率低下，纽约却以大剂量的维他命补偿了它的居民，这就是对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的、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事物的从属感。外来人小住纽约，可能而且往往陷入一连串的尴尬、不便和失望：听不明白饭馆里侍应生的话；分不清哪儿是诓人的酒馆儿，哪儿是规矩的酒吧；进地铁搭错了车；为个小小不言的问题招公共汽车司机顶撞；街上的噪声吵得人一夜无眠。游客奔来纽约，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一窝蜂地涌向自由女神像，（城里的许多居民从不涉足。）围攻自动售货餐厅，访问广播电台播音室，参拜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商店橱窗前流连。他们大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有时在纽约，也会碰上失意者——一对青年男女，显然是游客，可能刚刚结婚，他们的灿烂梦想破灭了。这地方让他们吃不消，他们没精打采地坐在一家小馆子里，闷头吃饭，一声儿不吭。 说起纽约，人们听到的一句话经常是：“棒极了，可我讨厌住在那儿。”我感觉，住在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习惯了方便，习惯了邻里间隔着篱笆和睦相处，想不到纽约生活也有街坊四邻的模式。城市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紧凑的居民单位的集合。当然，有大的区和单位：切尔西和默里小丘和格拉默西（居住单位），哈莱姆（种族单位），格林尼治村（热衷艺术和其他事情的单位），还有无线电城（商业开发单位），彼得·库珀村（住宅单位），医疗中心（保健单位）和许多其他部分，各有各的特点。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小区，过客而已，或是漂泊者，从乡下来此盘桓几日。夏季是个好时光，可以重新打量纽约，领受私密这一馈赠，进入孤独的最高境界。夏天，城里只剩些死硬分子和响当当的角色。（旅游者除外。）临时性的、来去不定的住户没了踪影，惟有货真价实的老纽约。这里的气氛不觉轻松下来，人们只管围块腰布躺倒，一边呼哧哧喘气，一边缅怀往事。我在回想年轻人与大人物同居一城，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初来纽约时，心中的偶像是十几位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大名时常出现在报刊上。我始终颇有点兴奋，像是发低烧，因为同一座岛上，还住了唐·马奎斯、海伍德·布龙、克里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罗伯特·C·本奇利、弗兰克·沙利文、多萝西·帕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林·拉德纳，还有斯蒂芬·文森特·本涅特。我在商会街与百老汇夹角处徘徊，心想：“那座大楼的什么地方，蟑螂阿奇夜里就在打字机键上蹦跳。”那段时期，纽约没给我好日子，但它毕竟让我活下来。 我时常快步走过西十三街第六大道与第七大道之间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住宅，房子似乎在我脚下颤动，一如火车驶离中央车站时，花园大道也会颤动。这种兴奋（与大人物近在咫尺）是绵延不断的。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纽约不仅给人持续的兴奋，还是个从不谢幕的大舞台。我四下闲逛，重新审视这座舞台，希望能把它写在纸面上。现在是星期六，黄昏时分。我转入西四十八街。从架子鼓和萨克斯管练功房敞开的窗子里，传来音乐教师倦怠的指导声，器乐的嘈杂打破了夏日的沉静。考特剧院涌出日场观众。突然间，整条街响彻一名街头歌手震耳的歌声。他越走越近，寻找知音，是个欢快的黑人，一副唱大歌剧的派头，头颅扬起，恣肆的歌声回荡在高楼壁立的窄街上。长长的手杖，是他惟一的道具，穿着小心而又随意——休闲裤，皱条纹外套，口袋里露出一本书。献艺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考特剧院上演《可敬的妓女》，观众刚刚接受了种族关系教育，急着想要改善黑人的境况。硬币（多是两角五分的）哗啦啦洒向街头，几分钟的游吟，一名黑人的境况有大约八美元的改善。如果每次献艺都能如此，他就完全可以在这里过活了。人们说，纽约是个机会多多的城市。甚至几分钟后迟来的骑警，也信马由缰，在路边踅来踅去，寻找散落的镍币，像鸟儿寻找抛洒的谷子。 现在是七点钟，我再度光顾了东五十三街一家旧日的无照酒吧，准备坐下来吃顿饭。人很少，夏夜电扇的嗡嗡声，偶尔给摇制鸡尾酒的声音打断。小酒吧里黑黢黢的（店主并不认为贩酒法变了，电费就有理由增加）。多么幽暗，多么诱人，渲染意大利湖畔风光的壁画多么绮丽——可能是店主的哪个侄子画的。店主亲手配酒。电扇吟咏祈求风凉的祷文。从另一个隔间传来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青菜沙拉散发蒜茸的味道。我身后（又是十八英寸），一位年轻文人正试图说服身边的姑娘搬到他那里，做他的恋人。姑娘戒心重重，但他的话入情入理，也并未自视过高。他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提供知识与性。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我可以看见他们饮了第二轮酒。随后他和她分头去洗手间，两人回来后，争论也无声息了。电扇又嗡嗡地响起来，我又感觉到热浪和轻松的气氛，勾起对许多有趣的非法小馆的记忆，在那里，我曾伴随爱的主题、通风机的声响和杜松子酒消愁止痛的短暂幻觉，多少次津津有味地享用一顿便餐。 另一个溽热的夏夜，我在中央公园林阴道停下脚步，听古德曼管乐队的音乐会。人们坐在乐台前呈扇形排开的长椅上，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林间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什么；灯光从下方照亮绿绿的枝条，化作一种新的表达。头顶有飞机悠悠飞过，航灯一闪一闪的。就在我前排的椅子上，少年人坐在那里，搂着他的姑娘，他们相亲相爱，沉浸在音乐中。短号号手走到台前，表演独奏，始于“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号声在辽远、温暖的夜空飘荡，那么纯净，那么迷人。随后，从北河那边，传来别一种喇叭的应答——是玛丽女王号邮轮在宣布她的去意。她的独奏与短号不是一个调子，低了半个音阶。乐台上的号手决不示弱。号声吵成一片，没人介意爱的承诺中暗示了远行。“我将远走，”玛丽号在抽泣。“我的眼波会随你驻留，”号手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