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旧书 胡继云

父亲的旧书 胡继云 追忆起来，我的文学情结，应该与父亲收藏的旧书有关。 父亲总是把他的那些旧书捆好，放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比如床下最里面的旮旯里，房屋最高处的“拍篷”上——所谓“拍篷”，是乡下人为了节省空间，在屋内上方搭起的阁层。 那时候，我只有九岁。好奇心的驱使，让我找到了那些书。不管能不能读懂，我都会拿一本出来读，然后悄悄地放回去。那几乎都是文学书。我九岁到十三岁之间，就把那些旧书读遍了。读的时候我连估带猜，竟然把繁体字都学会了。 父亲那些书，有的有封面，有的没有封面。有封面的我能记得《创业史》《家》等，没有封面和残损的，我后来通过中学时代和成年后的阅读，大多都找到了书名，比如《小城春秋》、《铁水奔流》、《边疆晓歌》、《苦斗》等，但也有一些书我到现在只能记得里面人物和内容，却找不出书名，比如有一本写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里面有个重要人物叫黄洛夫，再比如有一本写长征的长篇小说，里面有一幅藏族大爷手握猎枪跪着牺牲的插图，我用了几十年时间，直到现在都没查到它们的书名。 父亲唯一公开挂在床头笆帐子上的书，是一本厚厚的代数。我读初中时，遇到不懂的难题，父亲会过来，哗啦哗啦几个步骤就做出来了。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泗洪中学的学生。他一生很少讲自己的事，他的人生轨迹，我大多是从亲友们口中得知的，大体为：中学临近毕业时，因为家庭困难选择了辍学，到当时的县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人民政府）工作，其后做了县后勤科副科长；因为他自视有“文化”，总是与不识字的县领导意见相左，于是被“发配”到双沟中学做教师，又任后勤副主任；大约1959年，调入洪泽县成河公社担任司务长，为避开“官界”，主动调到成河小学任教，其后又要求独自到洪泽县穆墩岛小学任教；1962年动员干部下放，他第一个报名下放，回乡任供销社营业员、会计；之后为了“避世”，请缨到刚创建的林柴场任会计——那里在三道河流中间，几乎与世隔绝，我暑期去过，完全就是世外桃源；七十年代末，供销社等单位划归国有，林柴场则划归地方，父亲从一个国家干部，变成了一个地道百姓。虽是百姓，但他一生的读书爱好没有变。 父亲可能是发现了少年的我偷读了他的书，于是当着我的面把一本《红楼梦》烧了，还告诉我这些是毒书，不能读。我后来才明白，他收藏的都是当时被批判的书。我到十三岁时，已经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朦朦胧胧看懂了一点什么，不禁面红耳赤，心中暗骂：连亲嘴和女人想男人的事都写，真是毒书，太流氓了！ 在我渐渐懂事之后，父亲几乎不对我进行具体的教育和引导，只鼓励我读书，这一点让我很不理解。后来我才知道，他认为书本就能教育我，能教给我人生道理。我刚刚工作时，才知道现实与书本差别太大，历经被盗、真诚助人却遭疑、用心做事竟被批评等等事件，我深感世间充满了谎言、虚假和欺骗，觉得一辈子都难以融入社会，因此产生了绝望的念头。那段时间，我才体会到书本害人不浅，正应了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时父亲连夜跑了四十多里路赶往我工作的地方，他是怕我的绝望情绪会给我带来不测。我放开门，却见他瘸着腿歪歪倒倒的样子。他解释说是夜里看不清路，在供销社门前两个台阶中间踏空了摔的。我当时没在意，第二天我送他回去，他指着摔倒的地方给我看，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两座台阶相隔约二尺，中间的空地约一米五深，下面铺着水泥，天，这是能够摔断骨头、摔死人的地方，父亲为了我，几乎把命都搭上了！ 我父亲活了八十多岁，去世前床头还放着一些书籍。他喜欢了一辈子书。非常可惜的是，我小时候偷读他那些旧书时，胆子渐渐大了，认为他没发现，就陆续把书借给了比我大十多岁的人，那些书最终都是有去无回。我唯一保存至今的只有一本1962年的《人民文学》。 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本书，因为书中有文字，有扉页，也有空白页，他可能就是那个空白页，因为他对书中的内容知道得太多，对生活中的内容知道得就相对少了。其实再好的书，哪里比得上生活这本书精彩？所以我从来不赞成“尽信书”。读书就是学习，如果没有父亲的那些旧书，我可能不会在文学上取得一些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