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长春并不老。满打满算,长春,自清嘉庆五年,即公元1800年,设治立厅启始,至今,才207度春秋。即便,推开来,从其“宽城”,或“宽街”,那些初名,且日后逐渐叫响关东大地,状似开荒占草,以树结庐,就地起家时期算起;即便,再推开来,从其为蒙古族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札萨克领地,大有跑马溜溜,大风吹不到边之势的那个时期算起——几经算来,前后仅仅有几多年。我之所以这样称谓它,称其为老,无外,有这样几个因由。一则,相对而言,今日与昨日比,昨日即老;昨日与前日比,前日即老。二则,“老长春”这称谓,很有亲昵、亲切、热切之感。三则,近年已有“老北京”、“老南京”、“老西安”、“老上海”诸诸称谓著述推出,叫响市面,传彻耳际,那么,其置于关东大地上的长春,何不能如此!余居于斯土,长于斯土,老街旧邻,古巷故居,父老乡亲,乡里乡亲,悉数回味,那番情景,真的,怎抵得一个“老”字了的!这情景,正如一坛陈年老酒,愈陈,味愈足,性愈烈,性味愈悠远绵长。顿然,我想起了这个——
那是在我初到长春这座城市时,那是在51年前,那年我18岁,刚刚脱开少年季,才迈入青年期。那年夏天,是个夜晚,在长春站前,在那个略呈半圆,稍带点辐射状的小广场上,我静静地,默默地,也是很出奇地向南眺望着。那时,这条还称作斯大林大街,即今天已更名为人民大街的街头上,奔跑着一趟有轨电车道。我看着,那趟电车道上的摩电顶端与那打铁线相接触,竟然发出一束束电火花,蓝蓝的,绿绿的,莹莹的,晶晶的,由夜空中,飘然而下,悠然而去,爽然惬意,非常好看。由于这景色,更显示出这座城市,靓丽非凡,韵味十足。自此,它在我的心目中,刻下了深深印象。也算是有缘,事过30年,即在我48岁那年,奉调住进长春。万没想到,我工作的部门,正是编写志书,考究城市历史的地方。真个得天独厚。我,也够得上情有独钟了。除掉每天正常上下班外,还利用余暇,走街串巷,这瞧一瞧,那看一看,间或问问,从那些被誉为“老长春人”的口中,掏取岁月所走过的历程,以及所留下的遗痕。其间,有长春往事,有长春旧闻,有长春旅迹,有长春留踪,还有那些逝去的风景线,残存的老照片,流传的老故事,及其文人视野,私人记忆,名人轶事,豆架瓜棚,老事重提,更有那些茫茫地渺渺地无计历史烟云,一下子匆匆扑来。长春从岁月中走来!于是,我写起了我所钟爱的文史笔记《老长春》。那是个三卷本,拥有140余万字的书,并于长春建城200周年时,得以出版,予以问世,以飨读者。在那堆重重叠叠的文字中,我亦翔实地详尽地记述了这条人民大街。
长春,1800年设治立厅,1825年厅署衙北迁,1826年兴建了清真寺,1864年修建了东龙王庙,1865年大兴土木,筑起木板夯土城墙,1872年始建长春文庙,1898年东清铁路开工;而在这一连串的建筑年代之先,即1999年,长春南关大桥西端北侧,即始建了关帝庙。上几年,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关帝庙旧址,在一方刚刚出土的青小豆石刻制的碑碣上,找出这样的文字:“子成”——这庙宇开山始祖和尚的名字;“宽街”——这是长春除“宽城”之外的另一称谓的证实。岁月真是浩繁。那么,这条大街呢?东清铁路,也叫中东铁路,在它建成铺轨通车后,即1907年,兴建了长春火车站,简称长春站。应该说,这是这条大街出现的开始。自它出现那天起,站前便形成了一个面南的半圆形广场建筑。为什么能是这样的形状呢?请看,今天仍然存在的那个环围情势:站前广场的正东,为长白路,即昔日的日出町;站前广场的东南,为胜利大街,即昔日的日本桥通;站前广场的正西,为辽宁路,即昔日的和泉町;站前广场的西南,为汉口大街,即昔日的敷岛通;而站前广场的正南,则为中央通的位置,即今天的这条人民大街。
那么这条人民大街开初时期又是怎样的呢?
说起来,那时的这条街,仅900米长。鲁迅先生曾说:“地上本无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对于这条人民大街来说,亦依然。但是尽管这样说,我们从已经发黄的史料堆中,还是能翻到这样的记载:长春站“于1907年11月3日开始承受和办理货运业务”,“同年12月1日开始承受和办理客运业务”。有站,就有车;有车,就有人;有人,就有路。因此,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在此间,或稍前,或稍后,便有了这条大街的最初雏型。应该说这是它的诞辰。道路有了,道路两边,也相随地发生了变化,或已经开始了变化。至于,当初是怎样变化着的,我着实是没能亲眼见过;但日后的景观,却卷入了我的眼帘。就拿站前这段街路来说吧,东南面有两座小阁楼,一是悦来栈,一是福顺栈。特别是悦来栈,那是座木结构二层小楼,楼头雕花漆刻,楼面古香古色,楼上门窗别致,门前石阶砖登,楼梯两边,则为紫檀木扶手,这些,都是那样的让人惊叹不已。我曾了解过,这座小楼的原初主人为祖氏。据说,祖氏在沈阳老站,即南站站前,也有这样一幢阁楼,样子几乎完全相同,位置几乎也是如此。长春悦来栈,美丽得如同作家老舍先生说过的话,真的是一方“雕花漆盒”。站前,临街西第一幢建筑,便是昔日的“满铁”办公大楼,今日的长铁分局。沿着这条大街往南,分列两边的是:东为宽城子邮局,西为康德新闻社,亦属百年或近百年建筑。再往南,便是胜利公园。胜利公园,亦叫西公园。有了西公园,相对应的,就要有个东公园。东公园,俄国名叫莫拉维诺夫公园,是个人名,系为其纪念这位外交大臣而命名的。
近日,我从报端获悉:自长春站北站口建成,南北站口开通,人民大街又开始北延,已延伸到台北大街,这段称北人民大街,延长了640米。自此,这条大街全长,已经达到13630米,真真可以说是30里长街了。如今,我们纵观这条大街,这条连接着长春铁南铁北的南北人民大街,由北自南,按着新老称谓,存在的与消亡的,穿越过的广场,有位于铁北的北广场,位于铁南的站前广场,新发广场,人民广场,解放广场,自由广场,工农广场,卫星广场;穿越过的大路,有解放大路,自由大路,南湖大路,卫星路;穿越过的公园,有胜利公园,牡丹公园,儿童公园,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再悉数它用过的名字,先后有过长春大街,中央通,大同大街,中正大街,或中山大街,斯大林大街,人民大街。那日,我在市城市规划建设展览馆里,看到了那张由飞机投影所拍摄下的长春地图,只见这条,只有立体上的腾跃,没有平面上的弯曲;只有笔直上的通往,没有曲折上的造型;像利箭一样打出,像长虹一般跨下的大街,顿然想起,去年当青藏铁路通车时,藏族人民所演唱出的那首深情的歌曲,人民大街,真的亦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呵。
事情真是有些迢迢漫漫。
一次,我从搜索到的资料中获知,当长春还处在宽城或宽街称谓、尚在老城南北大街时期,官衙所云集的西四道街,街头便出现了照明物,出现了路灯,但并非是电灯,而是点着煤油罩着玻璃的马灯,每当晚间,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夜幕初降时,就会看到,点点灯火燃起,闪闪烁烁,斑斑跳跳,晶晶莹莹,真个像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用糠灰所拌而撒下的路灯一样,回忆起来,别样生色,思味无穷。又一次,我探研晓得,1929至1930年间,当老城南北大街向北,向商埠地拓展,逐渐形成大马路,在其修建二马路时,全城仅有一台压道机,算作是机械化了。压道机不够用,人们就用肩扛手拽,像俄国画家列宾所画的油画《伏尔加上的纤夫》那样,背着绳索,拉着笨重的从前庄户人用作打谷物的石磙,或碾米面用的石碾,进行压道。汗珠从他们的脚后跟掉下来,掉在地上,一颗颗地,铜钱般大小,豆粒样滚圆。
我曾在沿街观览中,在一幢古旧的老楼上,在那个斑斑驳驳的楼檐处,看到了一株小树,从那砖缝里,从那瓦楞间,长了起来,长得青青绿绿,蓬蓬勃勃。看到了它,我除了引发出一阵生命力顽强的咏叹之外,还联想到:这楼舍,当初就是建立在荒野之上的,那荒野,也许当年就有这样的小树,或大树,或荒草,或野蒿,皆属稗类,而后,才成为建筑物的。那么,从今往后呢,再再往后呢,也许这些建筑物年老了,老却了,退役了。那么,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岂不又归于大野,还于自然!来于自然的,又回于自然;走向文明的,又走向新的文明,这是规律,这是永恒。对于城市,不也是这样的吗!想到这,我忽地觉着有一种灵感袭来,一股爽风飘来,动了我的神经。
于是我的思绪亦腾跃得更远大更细腻更开阔更炽烈了。
在我家的南窗前,有着一株南瓜秧,我无事时,天天看着。我看着它那藤蔓,伸着须须,拔着尖尖,很小心,很谨慎,很留神,很默默,试探着,向前伸,向前爬。见有物了,或竿,或棍,或枝,凡能抓住的,凡能支撑的,凡能绕到的,便开始抓缠,一点点地,一寸寸地,一分分地,全无些许动静,就在你稍一溜号,稍一走神,稍一不注意时,它便缠绕上了。接着,再往前,再往前,如无可攀缘的,它又绕过。……我想,它肯定有神经,那蔓有神经,那藤有神经,有着神经索,这就是灵魂。那么,城市呢,长春人民大街呢?于是我又想,如果说长春这座城市,有灵魂的话,那么这条人民大街,就是它的一根神经,一颗现代电脑。是这样的。由于这条大街的拉动,长春城开始启动了,大街的两边,开始发生变化了。长春城在前进。看去,这其间的人民大街,多似一根爬蔓的长青藤,一根长蔓。于是,一首已经远去了的歌声,又泛起在我的心头。我用它的旋律,采用老调新词,进行重弹,开始编织出这样一支歌,用心音,静静地唱道:“大街是根长青藤,城市就是藤上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瓜儿越好藤越长,藤儿越肥瓜越大……”真的,当我写到这里,当我再次地顾首这条如今的“百年大街”,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用报幕员报幕时的语音,亲亲地,热热地,切切地,亮亮地,响响地;当然,用的也是“老长春”的口吻,其间,亦有着“老长春”的记忆,纵情地呼唤道:呵,我的——老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