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贺照田：感谢杨念群兄、谭徐锋编辑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摘录发言稿）
我想利用这20分钟引言谈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很显然，这些突出成就的取得，和很多研究者致力发现新史料、积极认真运用新史料密切有关。但不能不指出的，随着这些令人兴奋的成就取得，也随之出现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取向，就是在相当部分研究者那里出现了对易见史料——比如，对曾经在国家运转中居重要位置的《人民日报》、《红旗》，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乃至全体人民学习的文件、文献等——所具有的历史认知价值重视不足、下功夫不够的问题。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如此说的意指，我下面谨举对 “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为例来加以说明。
就是在我近年的当代史阅读、思考和教学中，我惊讶地发现：竟然在在对我们今天仍处身其中的“新时期”的历史起源的叙述中，其最核心的部分却存在着严重的“非历史”问题。如此说是指在现有关于新时期确立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被叙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当然，作为一种有关新时期诞生的到此的扼要陈述，这样的叙述我是接受的。严重的问题在接下来，在把这被认为导致了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为、或过度叙述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而指控这一叙述环节，是因为正是在有关新时期兴起的这一环节的叙述中，发生着严重的非历史问题：就是在这一把思想解放运动过度聚焦叙述、理解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叙述模式中，它排除着太多——在1977、1978年历史中发生的，并实际有力参与着使新时期得以快速出现的——思想解放潮流内容，而如此，当然会误导我们对在当代中国史上具有关键地位的新时期发生的理解和认识。
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参与着把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的“新时期”诞生，窄化为是非、正误清楚的认识论翻转。
而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当代史研究若不尖锐面对“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不同的问题，便不能摆脱现存有关“新时期”诞生的非历史叙述与理解的束缚，便不会有效推动人们去重新审视和理解新时期所实际由出的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去重新省思探究此种多种思想努力实际历史-观念意涵如何的问题。而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使在现行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隐去、但对历史实际展开却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思想努力充分浮出水面，并在使它们有效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视野的同时，正面展开我们对这些历史-观念节点的分析、反省工作；而这些努力当然也有助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更能被放置在它的实际历史位置上来被准确叙述与理解。而也只有有成效地进行了这些工作，我们也才有足够条件对新时期诞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出展开且深入的把握与评估。
如果大家通过我上面的扼要讨论认为提出“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问题确实重要，那我要接着说的是，我所以能发现这一问题，固然得益于当代史研究界的多方面进展，但更和我认真读解《人民日报》《红旗》等易见文献，特别是认真读解其中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央领导人讲话、署名理论性文章，并认真思考这些看着不包含具体事实信息的信息和历史的展开是怎样一种关系等努力紧密相关。
也就是，最早的当代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易见文献束缚下的产物，而如此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这些当代史书写史学品格、品质不足；相比，近年研究者致力事实性材料的挖掘和运用，正有跳出这些束缚，建立起当代史史学品格、史学品质的大功；但问题是不能矫枉过正，因为一旦走过了，就容易出现对这些国家曾公开强调的易见文献的认知价值重视不足的问题，影响到当代史研究的深化。对这部分文献，我的经验是：这些文献若通过追问——国家或国家里的某些人为什么在某一时候强调这些文献？这些文献的强调和历史的展开与理解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其实会释放出它种文献不容易释放出的历史认知信息。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致力于这些文献的深入解读与分析，实有助于当代史研究更健康、更深入地展开，而这也是我这里所以特别提出 “常见文献的解读与当代史研究的深化”问题的原因。
我的引言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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