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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未来》
2007年我放假回家时，妈妈最喜欢说的一个新词是“移动社交网络”。在忙于撰写长达数百页的市场报告的间隙，她告诉我，对亚洲和非洲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问。
这个嘛，她说，你在手机上加入一个社交网络，然后就可以对各种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你可以给朋友发消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否喜欢你发的消息——全都通过手机。
那听上去真够傻的，我说。不过我想不必我强调大家也知道，事实证明妈妈的这个想法后来一直很火。
在我们家，未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要早得多，因为我的妈妈是一名新兴科技产品顾问。她做过好几份工作，其中包括在马戏团照料马匹，在毛里塔尼亚当热带农艺师以及担任桌面出版商。但是在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靠自己的一项非凡能力为生的，那就是透过新技术产品那带瑕疵的样品看到初现端倪的另一个世界的隐约轮廓。她握着由思想孵化出的孩子颤抖的幼雏的臂肘，轻声说着安慰的话，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未知世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网络和我都还年幼的时候，视频会议就已经是妈妈关注的焦点。因为她，我们家安装了全县第一条T1光纤线。我在布满网络摄像头的家中长大，常常被那些远在香港、纽约和荷兰的陌生人图像吓一大跳，放学回家时，我还得向他们招手问候。妈妈受雇于几家有意开发视频会议软硬件设备的公司，就市场状况撰写报告，在那个时候早期用户的规模非常小。当时网络连接极少，硬件设备因为既笨重又昂贵而发展非常缓慢——科技创业公司大张旗鼓地成立，数月之后便偃旗息鼓，经济上周转不开，无法实现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看着对方说话的承诺。而不必再因公务出差这个承诺本身也并不像那些创业公司设想的那么有吸引力。
不过，我妈妈是一个未来主义者，那是乐观主义者中的一个分支，他们相信自己能够看到未来到来。上世纪90年代，她定制了一批钢笔，笔身上印着她的咨询公司的名字和一句口号：“还记得我们只能听到彼此声音的年代吗？”几年后，当一盒未开封的这种钢笔在她的办公室里冒出来的时候，她笑了又笑。又过了几年，具有视频功能的Skype软件带领世人跟上了她那些钢笔的步伐。
而那时，她早已踏上了新的征途。
要么是下一个热门产品，要么是发展过程中那实在令人难堪的死胡同——这种夹在两者之间的艰难处境并不总是令人感到特别舒适。我们不断地在那些注定失败的技术的早期模型之中艰难探索，我们身上穿的、写字用的和喝水使的都是那些失败的创业公司留下的残余物。爸爸最喜欢的一件polo衫是一家已经消失了至少十年的公司的纪念品，我们的玩具则是从电信展销会上带回来的减压球和小塑料陀螺。
……
有时，我觉得我可以向别人兜售服务，就用这句口号：“我来自未来世界。”我并不具备一个标准技术控的全部特点：我的手机很安静，并没有联网，我加入的社交网络也相对较少。然而，我来自一个时间舱，在那里这些东西一直都存在着。我能告诉你用户们有何需求，因为在我不算长的人生里，我目睹了很多事物归于失败，而许多不可能成功的事物却成功了。
尽管如此，我决不愿意远离那些永远生活和工作在科技最前沿的人们，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充满风险、像薛定谔的猫般永远不确定的生活状态。即使在妈妈的身边伴随着许多不成熟创意的遗迹长大，这些人甘当弄潮儿的精神、他们的蛮干以及他们的勇敢仍然让我肃然起敬。对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对“未来世界是奇异的”怀有的某种狂热期待，我除了表示基本的尊重之外，说不上有什么更深的理解，但我能予以支持。
摘自：《新东方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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