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期：为什么我要休间隔年

介绍: 想成为我们的主播，欢迎加微信 xdfbook 投稿。 一段美文，一首英文歌，或是一点生活感想，全由你做主。 《为什么我要休间隔年》 Why I Did the Unthinkable—and Took a Gap Year 我在马尼拉市长大，该市自诩城市面积比北京大，发达程度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能与新加坡匹敌。但是，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里，生活富裕的少数人与艰难度日的普通大众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随着我的成长，我很快认识到，这个城市所提供的东西都是给那些有钱享受的人们准备的。 因此，几年前我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听到叔叔给我的忠告，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我小时候在菲律宾时，我的父母和家人就曾经反复给我这样的忠告。 “记住，”他说，“钱不是万能的，但它近乎万能。” 对于他和我的其他家人而言，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直接迈入收入稳定和成功的行列。所以，当我宣布自己在完成范德堡大学的学业后不会立马去念医学院时，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困惑。 相反，我要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要休个间隔年。 间隔年是指某人在求学过程中进行的短暂休息，既可以指在念完高中、进入大学之前休息一年，也可以指在念完大学、开始研究生或专业学院学习之前休息一年。有些人利用这一年的时间积累工作经验——提前了解日后的职业生涯或者借机尝试其他领域。他们可能会出国旅行，或者参与社区服务。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那段不太冒险的经历称为间隔年根本不够格：我在一家医学研究机构做全职工作，这是申请医学院之前一段卓有成效的休学时光。然而，就是这样的间隔年仍然让我的家人担心我会落后。身为内科医生的母亲虽然对我的长期目标表示支持，但她还是担心我未来原本已很艰辛的路只会因此变得更加漫长。我的几个亲戚甚至开始质疑，在我规划的未来里是否真的还有医学的一席之地。 从我的菲律宾家人和朋友看待教育的功利视角来说，间隔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在他们的想象中，参与间隔年的是一群漫无目的的人，他们不急于寻找职业，推迟了挣体面工资的时间，参加的活动根本不值花出去的那些钱，也不值损失的那些收入。 那种焦虑与美国大学生的态度完全相左，美国的大学生似乎完全接受间隔年。每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新生班级都有大概四分之三的学生是休学至少一年后再申请的。打算申请西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也倾向于休间隔年，而莱斯大学也指出该校的相当多学生也在这样做。杜克大学指出，该校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等自己毕业之后才申请医学院，而后该校的网站还补充道：“那些参加过一年或更长时间体验活动的学生……更加成熟，适应性更强，更自信，也更有造诣。” 即便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新生而言，间隔年也变得愈发有吸引力了：自2010年以来，参加美国间隔年大会的人数几乎是原来的三倍（翻了3倍？）。美国间隔年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巡回活动，有很多相关组织和专家参与其中。 有如此多的人接受间隔年，于是像普林斯顿和塔夫茨这样的大学都开始为学生推出他们自己组织的活动，让学生“在开始学术研究之前度过一个转换年，参加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全职服务活动。” 从范德堡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休斯顿，为自己在开始念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双学位之前的这段休学时光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录取竞争很激烈，全职研究的实践经历和生物医学方面的授课型研究生课程成为我的首选。而彼时，莱斯大学已经录取了我，该校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研究机会而著称。 但是最终我选择了在贝勒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两周发一次薪水，还有机会在贝勒生物医药科学研究生院免费学习授课型课程，这简直太诱人了，让我无法拒绝。 我的朋友凯瑟琳·杨当时和我一起在那里工作，现在她是一名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在贝勒医学院工作之前，她已经决定去做一份全职工作——在一家心脏病诊所担任医务助理。她并不是班上唯一一个休间隔年的学生。 “我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当我问起她的间隔年经历时她说道。在那段时间，她重拾了跳交际舞的兴趣，还通过RESULTS这一非营利性组织参加了倡导人权的活动。如今，作为医学院的学生，她仍会抽出时间参与其中。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更充分地利用我的时间，”她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会少看一些电视节目，多花点时间学习文化、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我现在在医学院还想做这些事情。” 爱德华多·麦德林是贝勒医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申请医学院。他对自己休间隔年抱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我非常重视及早建立关系网的机会。”这话指的是他一直关注的得克萨斯医学中心的工作机会。他是在国外进行短期宣教时偶然听说那个职位有空缺的。在此之前，爱德华多打算回家乡拉雷多当一名药剂师。 他很开心机会能自己找上门来。“在贝勒医学院工作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他说。但是我知道我的大多数家人并不这样看待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经常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教育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已。成功是通过我能否赡养我的家人、能否通过劳动获得物质回报以及能否回馈上帝和国家来界定的。 在我从范德堡大学毕业前，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年。这十年让我儿时对于教育的看法受到了挑战：教育本身就是目的。举例而言，从生物伦理学博士项目到免疫学博士项目，它们都是我拓展未来从医实践的机会，而非我漫漫职业道路上不必要的附加物。 即便休完间隔年之后，在考虑事情的轻重缓急时，我仍试图在实用主义与澎湃激情之间找到平衡。前者是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后者是我在接受美国教育后收获的。医学院仍旧是我的目标，但是当我勇敢地直面录取面试官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素质更加全面的候选人。 我学到了做一份全职工作该有的规矩，与我想要在专业和个人生活方面一直保持联系的内科医生一起工作。我力图兼顾工作和研究生课程，这(从理论上)让我为日后的繁忙日程做好了准备。尽管我付出了代价，推迟开始我的职业生涯，但是我学会了如何去追寻我的家庭教我要重视的那种成功。 因此，尽管我很感激叔叔对我的忠告，我深知他是想要我过得好，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把那条忠告重新改写一下： 钱近乎是万能的，但它绝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