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的意义

乌鲁木齐的意义 作者：木莲 朗读者：陈颜 乌鲁木齐不是我的根，它是一只停泊在我前行航向中的小船，因为要前行，周围再也找不到别的可搭乘的船只，我别无选择，只能登上这只小船，驶向西部。 我一直想着回家的事情，但是，许多年之后，我发现，家的概念在时间的磨砺中已经被置换，像冬季的雪，一场一场地落，新雪覆盖旧雪，整个冬天都做着这样简单重复的工作，一层层地飘落，一层层地堆积，过去的迹象渐渐被掩埋，被封存，几近消失。 克服不掉不吃羊肉的毛病成了我融入这座城市最大的隐痛，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是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虚情假意地热爱着这座城市。你热爱一件事物，必定与这个事物是相融的，热爱是个虚幻的概念，你实际爱着的是构成这一事物的一些元素，是国际大巴扎的石榴汁、酸奶，是米拉吉的烤肉串、骆驼奶，是萨拉曼的手抓饭、拉条子拌面，是胖老汉的椒麻鸡，是沿街小摊的烤馕和烤炉里滋啦啦的声响，就像思念，你思念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你想起的是他的气味和弥漫在空气里的温度。 身上没有羊膻气是否就不够纯粹，我不相信这就是一种拒绝。事实是，在我踏上西去的方向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乌鲁木齐，我的新坐标。通过一个决定，我将自己搁置在一个新的宇宙中心。乌鲁木齐第一个夜晚，干爽的夜风吹得肌肤发不出汗，紧绷的空气穿过鼻腔，进入身体，人像换了水的鱼，快速地游来游去却不知道是因为快活还是恐慌，差不多在这个时候，鼻孔里有了温热的感觉，那种南方式的温热，温热慢慢下移，用手轻轻触摸，有点黏，看一看，是殷红的血，跑到卫生间的水池边低下头，血开始滴答滴答掉进水池，红色血滴绽开一朵朵小花，又慢慢融化开来，沿着低槽流淌，像一条岁月的河流，缓慢且有着深刻的浓度。 为什么那么遥远，长长的兰新线游离于主体之外。我想起了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被处以极刑的人们在经历了漫长海上颠簸后来到澳洲，那是他们的终点，也是起点，那片被海域包围的大陆是他们新的监狱，他们的自由在那里得到终身界定。这种古怪的想法使我万分担忧兰新线，窄窄的铁轨是通向外界的唯一命脉，但是，那条线路上拥挤了太多的命运，整整一个城市的重量，它怎么可以承负得起。在乌鲁木齐的许多年里我都找不到内心的安全，我想，那是源于这种复杂的地理原因。 变成一个乌鲁木齐人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是一把精细的刻刀，不厌其烦地雕琢你，刻画你，为你赋予一种新的性格，把你变成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乌鲁木齐人，起初是别人这样叫我，那些内地人以乌鲁木齐人这样称呼我，他们给了我这样的角色，使我不得不去演出这场人生的戏剧。 我把他们带到二道桥，他们好像比我更知道不到二道桥就不算到过乌鲁木齐。在他们的想象中，乌鲁木齐是个不解风情的城市，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二道桥的新疆风情像一幕肥皂剧，一天二十四小时周而复始运转播放，二道桥所展现的是舞台效果，它给出一种情景，放入一群既定的人，那些人发出戏剧一般美妙的对白。所有经过这里的人，包括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在无数次的假戏真做后终于信以为真，以为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生活的本来面目。 不叫好二道桥戏剧式的表演，但我终于还是慢慢地、不可救药地为它倾倒，我想，它的魅力也许不在于它的真与假，而在于它能够表达出一类人理想的生活追求，它的美妙在于你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种你一生都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就像莎士比亚，每一出戏都是编造的，但你就是无法拒绝。 二道桥就是二道桥，它不是谁的代言人，它只说自己的事，说自己的想法，以这样的心态去二道桥，二道桥就是迷人的。二道桥有些固定不变的，令人感怀的人与事。比如，我每次去那里都会碰到一个卖药老人，头上带一顶小花帽，在他出售的一车药中我只认识两样东西，葫芦和蜥蜴。他坐在自己的药车旁，弯着腰看巴扎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好像观看世间的喧嚣比看管自己的生意更重要，或许，对他来说，成为二道桥一个角色比变成一个赚钱人更有意义。即便是一个道具，在这里都能变成一道风景，他观赏着别人，也被别人观赏。 有时候，我一个人去二道桥，什么都不为，只是想去走走，在携带着孜然的微风里熏一熏。在那里，当你站在舞台当中的时候，就会生出角色感，一种作为乌鲁木齐人的角色感，一种主人的感觉。 ​ 乌鲁木齐的四季极不守规矩，长短不一，黑白无序，春秋短暂，冬夏绵长。常常是立春时刻大雪纷飞，惊蛰了，虫子依旧冬眠不醒，及至春分，清洁工人才将草坪的积雪扫尽，去年的未及变黄即被大雪覆盖的绿草重见天日，一幅懒惰的模样。然后，一场风，一场雨，春芽破土，未及春游，街上行人就短袖上身了。 夏天，清晨六时始至夜晚十一时，天光一直横在天际，不肯隐身归去，使人产生错觉，乌鲁木齐时间，是膨胀的充了气的太空棉，硕大飘浮，又像银行里刷不完的信用卡，而乌鲁木齐人，就是一群流油的富翁，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有不老的青春可以消费。在无数个看不见黑夜的日子里，我被奢侈的时间搞得晕头转向，又焦躁不安。 乌鲁木齐的秋，与春光一样，都免不了乍泄的命运。女儿出生那年，九月九日推进产房，我穿着蓝底印花的孕妇裙，宽大肥硕，无袖无领，长至膝盖。女儿出世，与我一起住进病房。夜晚，寒风乍起，顺着门缝往里灌，一场大雪飘然而落。那一日是九月十五日。其实，这类秋季飞雪的记录古已有之，李白时代就有“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岑参也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每年十一月，乌鲁木齐迎来冬季期，整个城市进入冬眠模式。那是一种望不到未来的漫长，漫长得使人困顿、庸懒，深陷沉寂，仿佛灵魂已被削减。司机艾买提打开949电台，正在播报天气预报，最高温度零下3度，最低温度零下11度。艾买提发愁地说：今年迟迟不冷，真正的冬天还没到来，最终必定会狠狠冻一下的，没那一下，乌鲁木齐的冬是过不去的。那意思是，乌鲁木齐的冬像一个怀胎十月的孕妇，必得有一次阵痛裂变，温度要摸底，才会反弹，才能走向春天。 腊月，正月，二月，天地间专注地冰冷，不遗余力地冷下去。待看到来年春意时，已是清明了。那一天，会有春雨，是上天为逝者准备的礼物。 走在乌鲁木齐的灯光街影里，除了二道桥，很难找出几处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许多年里，我都觉得这是个缺乏凝重感，又有点轻浮的城市。直到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因为它缺失了一条滋养生命的大河。这也是乌鲁木齐人最失败的一笔，在不长的岁月里，乌鲁木齐人以改天换地的决心，将一条河变成了一条路。 乌鲁木齐河，我见它第一面的时候就是一条路了，穿越乌鲁木齐南北，叫河滩公路。经过多年修整，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标准化的封闭式等级公路。 很难说清楚是否因为这条缺失的河流，我开始想那些与死亡有关的话题。在我看来，当人开始接触死亡时，才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未必是一个人的死亡，一个人的死亡是痛彻的死亡，但是，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死亡。 在来到乌鲁木齐之前，死亡在我的词典里只有一个对象——人。死亡是人的死亡，生命的死亡。但是，乌鲁木齐不这样说，它在你面前摆出除了人之外的另一个死亡事实。一条涌动的河流干枯了，你顺着河床走了几天几夜，怎么也找不到它的脉搏，它的心跳，流动的河水以沙的形式固化了历史，你只能从它的凝固中判断，它曾经流淌过，带着温热的血气，但是，此时的它疲惫不堪，再也流不动了，枯竭了。 据说，乌鲁木齐的雅玛里克山上曾经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建国初期，苏联人帮助中国搞建设，砍伐了森林的树木，建工厂，搞生产，盖住房，整个城市热火朝天，乌鲁木齐周围的山却光秃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植树节，我第一次登上雅玛里克山，在荒寂的石砾和黄土中挖坑种树。如今再登雅玛里克山，绿茵茵的山峦已是生机勃勃，乌鲁木齐周围的山一个个变绿了，但是，那条曾经滋养过森林，又被森林呵护的乌鲁木齐河永远地不再重现了。 发生在乌鲁木齐身边的死亡强烈地提醒着我，人的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并不比一条河、一棵树、一条路、一片土地更特别，所有的事物都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它们生，然后死，生生死死，重复做着物质形式的转换与轮回。有时候我也想，假如我不曾来到乌鲁木齐，不围绕乌鲁木齐这个中心做无数次的游历，我是否会相信死亡竟然是这样一种过程。 对于写作，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来乌鲁木齐，不以这里为起点，没有那些内心的激荡，切肤的疼痛，我是否会提笔，会倾诉，会用写字这种方式来表达。十七岁之前，我不需要提笔，一切都与生俱来、天经地义。但是，乌鲁木齐打破了既定模式，它将你十七年来在书籍上看到的东西一一兑现，逐渐地，它成为一个留守，无论南疆还是北疆，奔波还是阅读，你都会在某个落雪的夜晚，或者凝露的凌晨回到乌鲁木齐时间里，坐在乌鲁木齐的灯光下，打理那些凌乱的线索。乌鲁木齐，就是你命运中的一只巨手，牵扯着你的翅膀，任由你飞到哪里，都会在它的手掌降落，这种感觉很奇特，很微妙，好像你并不十分热爱它，却要无数次、不可救药地投入它的怀抱。这是妥协，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融入。 乌鲁木齐没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古书记载过曾经的唐轮台和岑参的诗句，即便如此，真正的地址也不在乌鲁木齐市区，而在周边。没有历史感的城市是轻薄的，就像没有信仰的民族，它的精神是散乱的。乌鲁木齐人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种缺陷，考古学家竭尽全力寻找证据，想为乌鲁木齐的厚重找出些砝码，也确实找到了许多，比如，乌拉泊古城浮出水面的消息。 其实，在我看来，是否找到并不重要，乌鲁木齐的移民性格使他身上有着太多的活跃因素，这些活跃的因子对未来的追问远比怀旧更热切。与历史本身相比，它更合适成为一个使者，在文明与渴望了解文明之间传递信息。于我来说，这样的乌鲁木齐就足够了，除此之外，它还给了我一间小屋，一方安静的平台。 我一直想感谢位于阿勒泰路上的新疆历史博物馆。在走进新疆历史之前有一段长廊，地板下是厚重的玻璃，玻璃下面是细沙、黄土、残断腐朽的胡杨枝，它们将时间分割成碎片，擦出纷乱散碎的痕迹。抬头仰望，天花板上是浩淼的星空，闪烁的星辰在讲述着无限空间的意义。这么多年来，无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