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转机：波折重重的两岸寻找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并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潘蓁，本来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却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他曾在秦风发表的文章中看见过“朱谌之”这个名字，便给为朱枫写传记的南京作家冯亦同发了邮件。“这本名册叫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总共612个人，朱湛文的编号是233。”冯亦同说。
“猛然得到音讯，首先是一再确认。”“朱湛文”和“朱谌之”只是字型相似，此后的寻找过程，用李扬的话说是“千辛万苦”。冯亦同和朱家立刻找到秦风，信件来往只说“疑似”，并不敢肯定这就是朱谌之的遗骨。只有一本名册，秦风于是拜托朋友朱浤源于2010年1月10日第一次到台北墓葬管理处寻访遗骨下落。朱浤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教授，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他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我得到的答复是名册上‘朱湛文，编号77’，至于有无骨灰坛，在哪里，均没有答复。”朱教授于是致信给李扬。他和朋友在2月到3月间台湾最寒冷的时节，3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在富德公墓11墓区找到了“朱谌之”77号装骨灰坛的袋子，编号正确，说明名册上确实是误登记了。朱教授带领秦风来到富德公墓，“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想确认谁是朱湛文并不容易，管理处给的答案是：“档案历经60年，承办这些遗骸的单位从‘国防部’改成了台北市政府。”朱浤源和李扬却充满了信心和热情。
到了4月，朱浤源带着朱家的委托寻找和认领的文件再次来到富德公墓，却发现77号袋子里装的并非标有“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秦风说。朱教授“立即下山向管理处反映，并出示委托函及朱女士的证件。管理处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但由于阴气极重，朱浤源和朋友雷先生都感到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李扬和朱浤源在茫茫不可知中产生了同样的心情。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李扬这才敢肯定了。
这时才算有了确切的消息，李扬告诉本刊记者：“然而怎么证明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朱谌之，又如何迎她回来，完全不知所措。本来我希望朱教授代为认领，但他在单位里受到了领导的阻止，研究所领导明确让他不得过问此事。朱教授是个侠义心肠的人，但是他受到了压力。”朱浤源也去过海基会，被告知“此系特案，走不通”。
6月至7月，李扬为了办理各种证明材料在北京、南京等地四处奔走。“要公证她是谁，公证你是谁，公证所有关系，一层层地做，都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
8月4日，海协会第一次因民间事务致函海基会，9月1日得到了海基会的答复。海基会开出了极繁琐的条件，朱家办理赴台过程屡屡遇到障碍，13张表格将程序拉长得遥遥无期，“两年都无法完成这些条件”。李扬走的是完全民间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有专门的移灵方式，在殡葬业两岸已经可以做了。于是我们用了最普通的方式，把外婆的遗骨迎回来。因为她身份特殊，国内各部门还是开了很多绿灯。殡葬协会请台湾殡葬协会的会员生命公司来帮忙，因此才有了殡葬公司董事长送回遗骨的决定”。李扬说看到台湾人刘添财捧着骨灰坛，觉得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刘添财说：“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讲得在座者无不动容。
谁是朱枫
多年里缺乏史料和信息，朱枫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披露。她的公开信息包括从1937到1944年间，为新知书店做财务工作，很多和她有地下工作联系的老人陆续去世，只能在他们只言片语式的回忆文章中找到有关她的故事。朱枫出身自浙江镇海的一个大户人家，朱家花园极大，占据镇海中心位置，解放后还留存多年，据说花园完全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到90年代才彻底消失，只剩中学里的一座小楼。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也出自富户，家族极大，兄弟姐妹众多。朱枫原名朱贻萌，后改为朱谌之，是“四小姐”。朱枫曾师从沙孟海学习，沙家五兄弟是宁波最负盛名的革命家庭，沙孟海是蒋介石家谱的撰写人，1947年成为国府秘书，1949年躲过蒋介石去台湾前对自己的大肆寻找，留在了大陆。
朱枫现在还有手迹保存在浙江博物馆，一手好字画。她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亲做主远嫁东北沈阳，给张作霖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朱、陈两家多有联姻，原本就是故交。生下女儿朱晓枫(原名陈沈珍)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家人回到镇海，并且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陈绶卿却突然因霍乱去世。宁波女师一起毕业的同学中，朱枫最要好的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弟、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直到卢沟桥事变前，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还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憔悴日子。“她参加革命和我以及她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有很大的关系。”陈修良回忆她们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敌舰炮声一响，就一起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和表演抗日剧目”。
朱晓光一家也是镇海人。朱晓光的哥哥朱曦光1931年考进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后来又经邹韬奋介绍进入国际贸易协会，新中国成立后进中宣部工作，并娶朱枫的继女陈宜为妻。朱晓光和朱枫就是朱曦光介绍给了武汉新知书店的创办人徐雪寒，1937年两人带着孩子们从镇海到达武汉，在书店开始了新生活。此后，徐雪寒一直是朱枫的直接领导人。徐雪寒说：“谌之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朱枫之后一直在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颠沛流离，聚少离多，朱枫还一直照料着前夫的女儿陈宜，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一直由陈宜抚养，女儿晓枫则送去了浙江龙岩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
“母亲捐了800元给团长李友邦。李友邦一直是亲共的，后来戒严时期已荣升将军的李友邦，也被蒋介石直接点名枪毙了。母亲还给孩子们每个人买了顶蚊帐。”朱晓枫只知道母亲时常会突然出现来看望自己。“那时她已经在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并且取了化名朱枫。”1940年为给书店采买纸张去往日伪统治的上海，朱枫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祖母留下的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朱枫当时跟随书店到了浙江、香港、桂林等地，徐雪寒在文章中说：“1944年我知道朱枫已经在书店的一个对外做掩护的商行工作。”
朱枫的同胞妹妹朱启文嫁到武汉顾家，女儿名叫顾倬云，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在武汉时为了支持顾家，朱枫曾出资给顾家开了大乐童装店，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极善经营。顾倬云的回忆文章中：“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抗战胜利之前，仍以体面的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的商业机构工作。另一个家庭关系是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晓光提到：“很多情报都是麻将桌、饭局上传递。”1945年朱枫由徐雪寒介绍秘密入党，调离书店系统，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
1941年朱晓光随新四军遭遇“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朱枫3次以“周小姐”的身份，凭借上层人脉进入集中营探监，“特务们围站着，朱枫一个人坐着，谈笑风生”。“周小姐”摆出“富家女”的架势，打扮时髦，探访都有集中营的特务领导接待。“她讲其抗战后期大后方交通闭塞、盗匪横生，又说若是没点钱和势，简直别想去重庆。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又以指导员(指特务)名义假意要我悔过自新，我们使眼色和语气，明白对方的用意。”朱晓光曾专门写文表达对朱枫的感佩。
朱晓枫被母亲托付给“台少团”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4月一直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从山东到上海筹建一批合法企业，秘密采办物资管运输。朱枫在联丰花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此后开办鼎元钱庄，还邀请沙孟海题写了牌匾。“因为公司业务和情报关系，她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接触。”刘人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朱枫为地下党做经济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党办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胜利后，朱晓枫跟随以台湾人为主的台少团回到台湾。“那时我们很吃香的，都是抢着来请我们的同学去做老师的，因为台湾多年被殖民，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国语一点也不会的。”朱晓枫只记得台湾“虽然物质条件还可以，但是乱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和服什么的满大街扔”。朱晓枫根本没想留下，只几个月就回到了上海母亲身边。“我和母亲一起住了几个月，是我们在一起最长最温馨的时间了，但是我想去解放区，母亲也是这意思。”儿子朱明则从小跟随陈宜长大，长到十来岁还以为陈宜是自己的母亲。10年间家国动乱，朱枫给丈夫的信中越来越急切地盼望全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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