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第十八章 麦帅解职
在被认可的杜鲁门编年传记（这一部是由总统亲自促成的）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描述成一位桀骜抗命的将军，他在1951年3月和4月的一系列公开言论都超出了可以容忍的限度，是在向政府当局的政策挑战。但麦克阿瑟的情报工作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就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威洛比在其颇为措辞尖刻的回忆录中曾指责说：“看来政府所有的所谓‘理由’都必定掩盖着更深一层的东西。”
威洛比所影射的，是指麦克阿瑟成了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里邪恶势力的牺牲品，甚至成了那些影响着杜鲁门和美国政策的隐蔽的共产党间谍的牺牲品。不过他无意之中触及了杜鲁门政府隐藏很深的一个秘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解职，并非因为他的公开言论，而是因为杜鲁门总统所不能容忍的一些外来的阴谋诡计。
麦克阿瑟丢官的真相在华盛顿鲜为人知。杜鲁门估计，反正“公开”的故事也足以说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有道理的。而且30多年之后，究竟政府中有谁知道哈里·杜鲁门为何罢麦克阿瑟的官，又有谁只知道公开的原因，这些都是不可能弄明白的。
导致麦克阿瑟后来垮台的因素埋藏于1947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之时。在朝鲜战争中，很少公开提到这一极端机密部门的存在。国家安全局负责使用精心研制的加密机器和其他设备来保护美国政府的通信不受侵害，并负责监听其他国家的通信情况，包括友邦和敌国。（国家安全局还有其他秘密任务。例如，在其警卫森严的建筑物里询问苏联集团的高级叛逃者。）
但是，无论为国家安全的理由多么堂皇，对友邦进行窃听总是一桩不光彩的事情。一直至20年代，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还大发雷霆：“君子不偷看对方信件。”这一信条在世界各国外交部和情报局早已是老掉牙了，各国只是缄口不谈截听通信之事，从而避免了相互间难堪的窘态。
1951年春，国家安全局在日本的主要监听站是在东京郊外的厚木空军基地，其主要任务是监听中国的通信。但是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人员们也定期监听各国常驻外交官向他们首都发回的电文。很多这类窃听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好奇心所促成的：那些外交官对他们外交部说的话，跟他们对驻东京的美国官员说的是不是一样呢？
技术人员进行实际的截听并破译这些电文，但是他们对所“听到”的东西并不进行分析。电文的抄件经由官僚阶层逐级上报，首先送到国家安全局的华盛顿总部。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局占用的是阿林顿会堂几所东倒西歪的建筑物，这是华盛顿靠近弗吉尼亚郊区的一处陆军营地。然后电文送到情报界指定的官员、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截听这件事本身是严格加以保密的，甚至那些使用截听情报的单位也是如此。有时，这些截听来的情报还要伪装成来自其他来源。
1951年，在东京被监听的外国使馆中有两个国家，它们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都由右翼独裁者执政，使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这两国颇有好感。1951年3月中旬，杜鲁门总统收到一份从西班牙、葡萄牙驻东京外交官那里截听来的电文，其中他们向上司汇报了他们同麦克阿瑟将军的谈话。谈话的要点是：这位将军满怀信心，他能够把朝鲜战争转化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中共问题”。麦克阿瑟希望，假如此事发生，葡萄牙或西班牙不要感到惊慌；苏联要么是置身事外，要么就面临灭顶之灾。
杜鲁门及其三四位亲信顾问看到了截听的电文。电文的大意（如果不是全文的话）转给了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主任保罗·尼采及其副手查尔斯·伯顿·马歇尔正努力制定一项结束战争的政策。
杜鲁门读到这些电文时，下腭紧绷，拍案而起。他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语调平缓，说明他正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杜鲁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麦克阿瑟必须革职。尽管他向华盛顿保证他将从命，但他告诉外国政府他压根就不打算这样做，而是要继续逐步打破“政治性限制”，直至他迫使美国投入一场他所认为是必要的更大规模的战争。
由于消息来源不能公开，杜鲁门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公开使用之。美国在1951年又不打算承认它对友好国家进行了窃听。所以，麦克阿瑟撤职的问题，还得靠别的途径，靠他的公开言论，而这是多之又多的。
杜鲁门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要是他能够透露麦克阿瑟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谈话，麦克阿瑟马上就会彻底完蛋。美国人也许能够接受麦克阿瑟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以此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背地里图谋推翻政策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这样，杜鲁门便陷于颇具讽刺意味的境地。就在麦克阿瑟抱怨华盛顿强迫他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他也从这种局面中获益匪浅：杜鲁门决定行动，但是白宫除了对麦克阿瑟也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外别无选择。
麦克阿瑟大胆妄言
麦克阿瑟的倒霉之处在于，他的公开言论给杜鲁门罢他的官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甚至不需要利用截听通信所得的材料。假如麦克阿瑟意识到华盛顿对于他的批评言辞十分敏感的话（他理应如此，尤其是在杜鲁门1950年12月6日给他下达封口令之后），那么他在1951年3月初开始的一系列公开言论完全是自取灭亡，好像是在试探他到底能走多远。嫉妒可能也是一个动机。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曾发过牢骚说如果没有增援力量，他就无法守住朝鲜；但李奇微上任之后部队并未得到额外补充，然而却成功地向前推进了，这同麦克阿瑟在11月至12月所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点就连外行也能看出来。
因此，麦克阿瑟开始中伤李奇微及其“拉锯战”。他对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只要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仍然不受打击，那么靠在朝鲜杀死中国人，不管杀死多少，也无法停止红色中国在亚洲的侵略。”他好像不能理解李奇微的战略是要建立并坚守住一条防御战线，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的第一步。他毫不理会华盛顿反复申明的“政策业已确定”的说法，却多次要求“在最高国际级别上”做出下一步应该如何行事的决定。
1951年3月15日，亦即杜鲁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对越过三八线有意含糊其词的那一天，麦克阿瑟把他的批评意见扩大到了他私下的小圈子之外。他在向美联社社长休·贝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批评说，停止第8集团军向三八线挺进的做法，损害了“我们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艾奇逊评论说：“他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这不是他的任务。”
九天之后，麦克阿瑟又进行了新的表演，艾奇逊称之为“对政府行动的一个重大破坏”。第8集团军成功挺进并几乎打到三八线附近，这使政府相信，要进行一次新的和平努力，此乃吉日良辰。战前态势实际上已经恢复，第8集团军在实力上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几乎旗鼓相当，现在联合国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了。杜鲁门认为：“现在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其程度至少同我们一样）也该停止战斗了。”
但是应当向中国人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有关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一项可供总统发表的公开声明；二是一项秘密共识，即美国在谈判中将接受什么或可以讨论什么。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希望其和平行动得到盟国与中立国的支持。在军事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1950年12月以来第8集团军处境的改善，可使美国进行更强硬的讨价还价。但是，在乔治·马歇尔暂时生病期间代理国防部长的罗伯特·洛维特对此并不完全赞成。他在向艾奇逊转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更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备忘录时，表示“总的同意”，但又补充说，如能把台湾问题和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也囊括到正在考虑的解决条件中去将是“适宜的”。（人们应记得，在12月时，中国曾坚持把上述问题列入谈判议题，却遭到美国的拒绝。一个月后联合国推动和平谈判时，艾奇逊并不反对把它们作为谈判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任何一点。有鉴于此，中国人拒绝了联合国的和谈方案。中国人的行为使艾奇逊确信北京还不准备进行谈判。）
1951年3月19日，艾奇逊·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聚在一起审查所提出的公开声明草稿。他们决定通知麦克阿瑟关于这份即将发表的总统声明，并请他提出意见。杜鲁门正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度假，他批准了这一声明。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电报：
国务院正草拟一项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你应有什么样的授权才能在以后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提出建议。
麦克阿瑟3月21日的回电，实际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提出建议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再次抱怨对他部队的限制，“使其根本无法去扫清北朝鲜，或者不能做出可观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他现有的指令很适合当时的局面。
随后几天中，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们又仔细推敲了拟议的总统声明，并同那些在朝鲜派有部队的国家其驻华盛顿的使节们审查了这项声明。声明没有做出让步，也没有理睬中共以前作为会谈准则而提出的那些条件，但是它的确提出了一些不受约束的外交辞令：“联军指挥部准备着手做出安排，以终止并保证不再发生战斗……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它还间接表示愿意讨论北京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将大大地减轻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也将开辟途径，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从外交上讲，这些话对于谈判来说是完美开端的第一步。它并没有事先做出让步，但确实为实际谈判中的让步提供了可能。
杜鲁门评论说：“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一项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表达我们和平解决意愿的建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三天之后，正当国务院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谈声明文稿时，麦克阿瑟自己向敌方发出了和谈呼吁，给总统来了个釜底抽薪。“要是他是存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研究报告说，“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简直再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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