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书社，我是方舟，我是吉祥希。
今天是12月22日，乙未年的冬至节气。
在很多人眼里，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是严寒的象征，也是年尾的象征。而在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眼中，冬至那几日，却是生活中乃至生命中无比美好的日子。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将为大家朗读他的这首诗
《唯一的日子》
在许多严冬季节里
我记得冬至那几天。
每个日子纵然不会重复，
却又数不胜数地再现。
那几个日子渐渐地
连结为整体一片——
那是所剩的唯一的日子啊，
我们觉得时间已停止向前。
我无一例外地记住它们：
严冬快要过掉一半，
湿漉漉的道路、滴水的屋顶，
太阳在冰上愈晒愈暖。
情人们仿佛在梦中，
彼此急切地吸引，
在高高的树梢上
椋鸟晒得汗涔涔。
睡眼惺忪的时针
懒得在表盘上旋动，
一日长于百年，
拥抱无止无终。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作家、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等，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他：
“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在20世纪的苏联时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还有其他四位，分别是1933年蒲宁，1965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尔仁尼琴，和1987年布罗茨基。
诗人蒲宁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流亡在国外，因此，虽然他的作品出版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但从某种意义上他失去了祖国。而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在蒲宁获诺奖之前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肖洛霍夫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又得到当局承认甚至器重的苏联作家，一直到去世，他都在苏联享受极高荣誉和待遇。
作家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曾写道“每逢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首先把它作为政治事件看待。”。1970年获奖的他直到1974年，才领到了诺贝尔奖奖章，他在瑞典皇家学院发表受奖演说，他说到诺贝尔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它帮助了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屈服。它帮助了我的声音的传播，使长达几十年之中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的地方的人们也听见了。它从外部给了我支持，没有它的支持我未必能够挺得住。”
在1987年，加入美国国籍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也是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
实际上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在19世纪。19世纪的文学作品产出丰富，例如出现了“俄国的莎士比亚”即亚历山大•普希金。
普希金是俄国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被许多人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
他的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予了无数人鼓励：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诗人以普普通通的句子，通过自己真真切切的生活感受，向女友提出慰藉。这首诗以劝告的口吻和平等的娓娓的语气写来，语调亲密和婉，热诚坦率；诗句清新流畅，热烈深沉，有丰富的人情味和哲理意味，表达了诗人真诚博大的情怀和坚强乐观的思想情怀。
作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普希金也被誉为“俄国小说之父”，代表作品如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和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好友果戈理曾说：“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便是他的这位好友，小说家和剧作家尼古拉•果戈里。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他在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中揭露了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即封建时代的俄国农奴制和官场的丑行。
《死魂灵》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基石，也是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顶峰。别林斯基高度赞扬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国文学过去以及现在所有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
小说描写一个投机钻营的骗子（吝啬鬼）——假装成六等文官的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俄国的地主们将他们的农奴叫做“魂灵”）的故事。乞乞科夫来到某市先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打通了上至省长下至建筑技师的大小官员的关系，而后去市郊向地主们收买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准备把他们当做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骗取大笔押金。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买到一大批死魂灵，当他高高兴兴地凭着早已打通的关系迅速办好了法定的买卖手续后，其罪恶勾当被人揭穿，检察官竟被谣传吓死，乞乞科夫只好匆忙逃走。
在19世纪后期，俄罗斯涌现了更为激进的作家。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有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和“现实主义作家”。在代表作《父与子》中，他以客观的态度表现时代精神。书中所描绘的时代背景上推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值交替时代的俄国。古老的国家，正如上了年纪的老人，步履蹒跚；许多年轻人看不惯这种保守、封建与积习。这种形势下，凡有志青年，谁不思改革弊病，振兴国家？由此，作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俄国“新人”——巴扎罗夫应运而出。他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以不同凡响的艺术个性给人以鲜明印象。
作家刘炳善这样说：
“人在青春时代，又怎能不被屠格涅夫那几部语言优美、饱含激情的小说所吸引？读了 《罗亭》，书中女主角娜达说：“爱的悲剧是无报偿的爱”，这句话就刻印在心上了！《前夜》中的叶莲娜，为爱上一个异国人、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而煎熬得心慌意乱，在一家门廊中躲雨，碰上一个求乞的老太婆。叶莲娜急于救济她而又身无分文，就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张小手绢，倒让那个老太婆对她怜悯了——多么善良热情的姑娘！怪不得俄国评论家埋怨作者——怎么让俄国这么一位好姑娘爱上一个保加利亚人？
刘炳善先生还曾经这样说起他阅读另一位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历
“记不清谁说过：有些文学经典，没有一定生活经历，是看不懂的。对此我深有体会。上中学时，我曾得到国文老师的一件宝贵赠品——英文的托尔斯泰画传。它使我目睹了这位文学巨人的风采：看到他怎样在一间斗室中伏在一张小桌上写他的巨著，看到他怎样扶着犁在田野中耕地，对他十分敬仰。但在很长时期，我只是对着他那带着大胡子的肖像望而生畏，不敢掀开他的书。直到1950年代后期，当我身处逆境，才下大决心补这一课，把他的三大名著搬出来，深夜攻读。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那个一连几个小时向玛斯洛娃宣读起诉书的检察官所写下的一句话：“他不怜悯别人，也不怜悯自己。”深深的憎恶，极大的轻蔑，一下子把这个迫害无辜弱者的颟顸官僚钉在耻辱柱上了。
在这里我还想分享我在读《战争与和平》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在关系着俄国生死存亡的菲利军事会议上，库图佐夫是孤立的，其他将军都反对他的战略部署。只有高高躲在炕头上偷看下面开会的9岁农村小姑娘玛拉莎，凭着儿童天真纯洁的直觉同情库图佐夫，觉得这个老头是好人，而反对他的那些将军都是“坏人”。——伟大作家不仅胸怀博大，而且心细如发，与人民的心息息相通。
从此，我再不觉得托尔斯泰仅仅是一位陌生的巨人。”
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来自它那特有的厚重感，以及渗透其中的忧患意识。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而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
民族的苦难与摆脱这种苦难的追求，积淀为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由其所孕育的俄罗斯文学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沉郁与苍凉的底色。俄罗斯作家的怀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们往往难以避免被捕、监禁、流放和苦役的命运。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
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黑土孕育了旖旎万千的自然风光，孕育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更滋养了别具一格的文学艺术。我常常被俄国文学所带有的寒冷而不屈的精神感动，一部部鸿篇巨制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也影响着中国文学。 在这个冬日，我们向俄国文学致敬。
感谢大家的收听，冬至快乐，我们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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