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老何
六 美国父亲
聚少离多的岁月让我逐渐意识到,人生是一场孤独的苦旅,只身在异乡的我只能靠自己。
成年后的我越走越远,西安、老何,逐渐成了视野远处的小黑点。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老何还时不时提起“毕业可以回电厂工作”,后来随着我去了美国,老何逐渐意识到,我再也不会回西安了。
纪伯伦在《致孩子》的诗中说,“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在老何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时间轴里,我摸爬滚打前行。
老何不知道,我曾经在纽约哈林区为了夺回被抢的钱包被黑人打到爬不起来。
老何不知道,我第一年有项考试没通过差点被被取消博士生资格,我自己也差点患上抑郁症。
老何不知道,两个博导的政治斗争导致我的论文不能如期发表,我也和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机会失之交臂。
老何不知道,我曾经抱着我的科研成果飞了美国十几所高校,曾在某个系主任门口等了五个小时,最终还是遭到拒绝。
老何不知道,当我最终拿到乔治城大学副教授的任职通知时,我一个人在信箱旁的台阶上哭得像个孩子。而老何至今都叫不全我所在的大学的名称。
我记得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班上的白人同学Joe邀请我去家里共度。
Joe的父母住在华盛顿郊县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白色的尖顶房子,修建平整的花园摆满了圣诞的灯饰,有麋鹿,雪人,还有天使。
Joe的父亲在门口迎候我们,他父亲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衫,牛仔裤还打了背带。
“Hey buddy!”Joe的父亲和Joe就像老哥们儿一样热情地拥抱在一起,接着他父亲也给了我一个同样热情地拥抱。
进门后,Joe的父亲给我展示了他们的家庭照片,还有地下室的架子鼓和吉他。原来Joe和他父亲都喜欢重金属音乐,在家的时候经常一起演奏。
“他的电吉他总是差半个音准。”Joe毫不留情地指着他的父亲笑道。他的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对我说“没错,现在Joe才是我们家的主键盘手,我是冷板凳替补。”
那顿感恩节晚餐我们吃了三个小时之久,席间,Joe的父亲一直在和我们讨论音乐、政治、理想。
聊到动情处,Joe的父亲将Joe的头揽过去,在额头上狠狠亲了一口说:“You know I love you,right?”
Joe拍拍父亲的肩膀很自然地笑道”Of course, I love you too, old man.”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
他也会和我一起谈论音乐和政治,甚至理想。
但他永远不会吻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那一刻我不知道大洋彼岸的老何在做什么。他不知道这世上有个节日叫感恩节。此刻他应当已经起床,下楼取牛奶,然后在阳台上做一套五禽戏。
在他和我平行线一般的世界里,我想他也经历着不为我所知的困扰吧。
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
听说老何最近查出胆结石,要去做手术。过一段时间我再打电话,就听说手术做完了。当中老何吃了什么苦头,我一无所知。
听说老何的一个老家熟人问老何借了一笔钱,说是给母亲治病年后归还。后来拖了一载又一载再无声息,老何特意去老家探访,发现此人已经搬家,人去楼空。
听说老何有高血压,长期服用的药突然有一天划出了可报销范围,他坚持从进口品牌改服国产品牌,但伴随着副作用导致他时常睡不好觉。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两端,专注于自己的战斗。
晚上回到Joe安排给我的客房,我给老何拨了一个电话。
“爸,是我。”
“以生啊,有什么事吗?我正在超市买菜。”
我原本想说,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恩你所带给我的一切,我很爱你。
但我说出口的却只有,“今天是感恩节。”
“好,我正忙着结账,没事先挂了啊”,老何说,“对了,我昨天有个理财到期了,10万人民币,我已经换成美元汇给你了。”
老何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突然觉得喉中哽住。
就是这个甚至不肯和我多讲一句话的男人,这个在超市买最便宜的打折菜的男人,却总是不打招呼就寄大笔的钱给我。
我知道Joe的父亲在他18岁以后就不再给他经济供给了,他现在全靠打工和奖学金。
这就是中国父亲和美国父亲的差别吧。
只是老何啊老何,我情愿今夜你不给我这10万块钱,而对我说一声,儿子我爱你。